李大龍：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

“邊疆”一詞，首見于先秦時期典籍《左傳》，用于指稱王朝疆域的外圍地區(qū)?！爸袊吔笔且粋€地理概念，或稱為地理空間，是歷史發(fā)展而來的。當今的中國邊疆地區(qū)，一般是指占國土面積61.8%的陸地邊疆9省區(qū)和全部的海疆。這一區(qū)域是邊疆學的主要研究對象，是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載體。

地處國家領土的外緣、地廣人稀、民族眾多、經濟社會發(fā)展相對緩慢等，是我國邊疆地區(qū)具有的顯著特征，而與鄰國交界是中國邊疆有別于其他地方的顯著特點，由此決定了一方面邊疆地區(qū)是國家為保障領土完整而進行軍事防御的重點地區(qū)，另一方面也是與相鄰國家進行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前沿，當前我國眾多沿邊口岸的設置即是紐帶作用的極好體現。

歷代王朝是“大一統”歷史傳統的繼承者和發(fā)揚者。歷代王朝在邊疆治理的實踐中，將長治久安作為最高政治追求，為今天的邊疆治理提供了借鑒。歷史上生息繁衍在邊疆地區(qū)的眾多人群，在共同開拓疆域的同時，也為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fā)展作出了積極貢獻?！耙徊恐袊?，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薄拔覈髅褡骞餐_拓了祖國的遼闊疆域，共同締造了統一的多民族國家，共同書寫了輝煌的中國歷史，共同創(chuàng)造了燦爛的中華文化，共同培育了偉大的民族精神。”這是對邊疆地區(qū)在中國歷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fā)展中重要作用的科學總結，也是我們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主導思想。

當前，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面臨的突出問題是，長期以來在傳統王朝基礎上形成的話語體系，不僅無法為“五個共同”的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提供有力的學理支撐，也難以有效應對不同觀點的挑戰(zhàn)。于國內學界，受傳統觀念影響，人們習慣于把歷代王朝視為“中國”，將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的形成與發(fā)展視為歷代王朝之間的更替，進而形成了在歷代王朝基礎上的話語體系。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傳入后，人們將歷代王朝視為“漢族王朝”或“中央王朝”，用歷代王朝的疆域和歷史代替中國疆域和中國歷史則成為一種習慣做法，而對于在遼闊的邊疆存在的眾多人群和政權在其中的作用并沒有給出合理客觀的評價。于國外學界，長期將歷代王朝視為“帝國”，進而出現了“長城以北非中國”“內陸亞洲”等歪曲解讀中國歷史的錯誤史觀。近年來出現的“新清史”“贊米亞”等觀念，解構中國歷史的政治意圖更是十分明顯。歷代王朝史觀和“民族國家”觀念的雙重影響，不僅給我們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造成了較大困擾，也不利于維護國家統一和民族團結。

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的目的，是為邊疆治理提供理論支撐，引導各族群眾不斷增強對偉大祖國、中華民族、中華文化、中國共產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認同，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正確認識和詮釋中國歷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尤其是邊疆民族地區(qū)在其中的重要作用，關鍵是要在“五個共同”的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指導下，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話語體系。歷史學家翦伯贊先生曾經提出，“作為多民族國家的一個成員，不管在分裂時期或統一時期，也不管是納入或未納入漢族王朝統治范圍之內，應該承認他們都是中國人?！边@一認識的前提是從整體性的視角看待中國歷史、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與發(fā)展的歷史，不僅契合古人將理想中的王朝國家稱為“天下國家”的傳統認識，也有助于今天我們超越歷代王朝史觀和“民族國家”觀念，推出更多具有影響力、說服力的研究成果，用事實回擊對中華民族歷史的各種歪曲污蔑。

超越歷代王朝史觀，需要改變長期以來爭論“誰代表中國”的做法。如果從“天下（王朝）國家”的“有疆無界”，轉向近現代主權國家“有疆有界”視角，動態(tài)地認識中國歷史，那么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中俄簽訂的《尼布楚條約》可以視為突出的標識。歷代王朝史觀認為，中華大地上自夏開始至清朝，由于是“正統”爭奪的獲勝者和宣示“正統”的需要，記錄其歷史的史書也被稱為“正史”納入傳統的中國歷史敘述體系之中，構成了撰著中國通史的主體框架。這一觀點的局限性顯而易見。歷代王朝的歷史不是中國歷史的全部。在歷代王朝之外的中華大地上，還存在過很多政權，不僅實現了局部統一的匈奴、鮮卑、高句麗、突厥、薛延陀、回紇、渤海、南詔、吐蕃、西夏、大理等未能夠列為“正統”，就連匈奴、鮮卑、羯、氐、羌等民族進入中原地區(qū)建立的漢（前趙）、成漢、后趙、前燕、前秦、后燕、后秦、西秦、后涼、南燕等政權也被稱為“五胡十六國”，其在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中國形成與發(fā)展中的作用也被忽視。這些政權也是中國歷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歷代王朝和非歷代王朝（“邊疆政權和族群”）共同締造了中國歷史，二者合在一起才能完整地代表中國，缺一不可。

超越“民族國家”觀念，需要明確認識到，在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傳入之前，中華大地上已經有自己獨特的人群劃分標準。先秦時期的“五方之民”、秦漢之后的“華”與“夷”、唐代的“中國百姓”與“四夷之人”等，都是泛稱，劃分的標準是物質文化和“大一統”政治文化認同，而更多的則是依據政權或部落劃分人群，體現著中華大地上眾多政權對人群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作用，這是中華民族共同體得以凝聚發(fā)展的重要推動力量。近代西方“民族國家”觀念傳入后，學界轉而以“族”稱呼這些人群，這是東西方兩種話語體系錯接之后的結果，并不能正確揭示中華大地上眾多人群通過交往交流交融而最終以“中華民族”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史實。

在“五個共同”的正確中華民族歷史觀指導下，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還需要打造一支政治立場堅定、理論修養(yǎng)和綜合素質過硬的邊疆治理研究隊伍。當前，中國邊疆學研究隊伍的現狀是專門從事邊疆研究的科研人員少，大多分散在全國各地尤其是邊疆地區(qū)的科研單位和高校，缺乏一個協調機構，基本上處于“各自為戰(zhàn)”狀態(tài)，隊伍建設亟待加強。

總之，和構建科學完備的中華民族共同體理論體系一樣，構建中國自主的邊疆學知識體系也必須立足中華民族悠久歷史，把馬克思主義民族理論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同中華優(yōu)秀傳統文化相結合，深化邊疆治理重大理論和現實問題研究，不斷推出優(yōu)質研究成果，為推動邊疆地區(qū)高質量發(fā)展貢獻智慧和力量。

（來源：《中國民族報》2024年12月17日第5版，作者李大龍系云南師范大學歷史學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