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吾交巴：和合之境——漢藏佛教融合的文化結晶

近年來，有些人誤認為藏傳佛教是印度佛教的延續(xù)和翻本，由此斷定藏傳佛教“南來說”，進而強調藏傳佛教的印度文化屬性。這一說法是十分錯誤的。

事實上，藏傳佛教具有濃厚的中華文化特性，與印度佛教具有差異。

中國佛教的三大分支：漢傳佛教、南傳上座部佛教、藏傳佛教，雖同源自古印度佛教，卻在中華大地上各自扎根，與中華文化不斷交融，綻放出具有中華特性的風貌。

藏傳佛教從最初的萌芽到與漢傳佛教的深度雙向交融，這一發(fā)展歷程推動了佛教的中國化。藏傳佛教，無疑是在中華文化的滋養(yǎng)中孕育出的獨特思想體系。

佛苯交融：藏傳佛教的本土化起源

公元七世紀中葉，吐蕃贊普松贊干布迎娶了來自中原的文成公主和來自尼泊爾的赤尊公主，她們帶來大量佛經(jīng)、佛像及工匠，使佛教在廣袤的高原大地上扎下了第一道根系。

這一過程不僅是佛教傳播的契機，也為佛教與西藏本土苯教的結合奠定了文化基礎，促使藏傳佛教在中華大地上走出與印度佛教截然不同的道路。

▲松贊干布和文成公主。（圖片來源：布達拉宮官網(wǎng)）

苯教作為吐蕃的傳統(tǒng)信仰，植根于當?shù)卦缙诘纳a(chǎn)生活和思想體系。它的占卜、祈福和驅邪儀式在吐蕃社會中占據(jù)著重要地位，對民眾的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產(chǎn)生了深遠的影響。苯教的影響不僅表現(xiàn)在宗教活動中，也深入當?shù)氐娘L俗習慣、社會結構及文化認同。

佛教傳入吐蕃后，遇到了苯教的激烈抵制，二者間的文化碰撞逐漸轉化為融合之勢。

為了促成佛教在吐蕃的生根，信徒們將經(jīng)典譯成藏文，創(chuàng)造出獨具一格的藏傳佛教話語體系。

佛教的經(jīng)典義理由此在青藏高原扎根，形成了既繼承佛教精髓又融入苯教特色的信仰體系，凸顯出藏傳佛教在與地方文化的互動中煥發(fā)出的創(chuàng)造力與適應性。

▲日喀則薩迦寺經(jīng)書墻。（圖片來源：絲路遺產(chǎn)）

▲世界上最大的書：藏于薩迦經(jīng)書墻的“八千頌鐵環(huán)本” （圖片來源：絲路遺產(chǎn)）

時光流轉，佛教在吐蕃的快速發(fā)展中，本土學者創(chuàng)新的詮釋方式逐漸將佛教與藏文化深度融合。這一過程不僅在理論上豐富了藏傳佛教，還在宗教儀式、山神信仰、轉經(jīng)等實踐中形成了獨特的表現(xiàn)形式。

藏傳佛教對本土文化的吸收和改造，使藏族經(jīng)典和哲學思想深深植根于青藏高原的歷史文化背景之中。

藏傳佛教在宗教儀式、教義解釋、文獻傳承及修行方法上逐漸形成獨特的風格，日益遠離印度佛教原貌，煥發(fā)出別具一格的魅力。

漢藏相融：一脈相承的文化血脈

藏傳佛教雖然起源于印度佛教，但它的延續(xù)并非只是印度佛教教義的復制，而是在中華文化的滋養(yǎng)下形成了創(chuàng)新的佛教理論與實踐。

唐代文成公主入藏，將中原佛教和道教帶入青藏高原，為藏傳佛教的教義教規(guī)增添了禪宗的思想韻味。

自此，禪宗與藏傳佛教深度交匯，使藏傳佛教與漢傳佛教在思想、教義和實踐中相互滲透，共同邁向中國化的道路。

754年，吐蕃派桑希前往長安取經(jīng)，開創(chuàng)了赴中原取經(jīng)的傳統(tǒng)，奠定了漢藏佛教深厚的交流基礎。

隨著時間的推移，漢藏佛教的互動日益頻繁，漢傳佛教對藏傳佛教的影響逐步深化。

唐代重要僧人摩訶衍大力推動漢藏佛教文化的融合，他的努力使禪宗思想在西藏得到廣泛傳播，對藏傳佛教的哲學產(chǎn)生了深遠影響。

盡管在“頓漸之爭”（頓悟和漸悟的爭論）中，禪宗未能取勝，但摩訶衍的思想在青藏高原長存，成為寧瑪派、噶舉派、薩迦派、覺囊派等宗派的重要組成部分。

宋元時期，通過薩迦班智達等藏族宗教界人士的努力，西藏結束了之前分裂割據(jù)狀態(tài)，正式納入中央王朝的直接管轄范疇。

▲普度大齋連環(huán)長卷。根據(jù)史料記載，明朝授封三大法王時，賜予了來京授封的法王大量禮物，聞名遐邇的“普度大齋長卷”就是這一時期進入西藏的。（圖片來源：《寶藏:中國西藏歷史文物》第三冊）

明代，朝廷推行“多封眾建”與“因俗以治”政策，冊封“大寶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等僧官，完善僧官制度，推動藏傳佛教的中國化進程。

近代，心道法師、大勇法師以及法尊法師入藏學法，并互譯佛教經(jīng)典，加深了漢藏佛教文化的融合，為藏傳佛教的中國化提供了更多的文化沃土。

時代新篇：藏傳佛教的中國化進程

藏傳佛教在青藏高原的厚重積淀歷經(jīng)世世代代的傳承、創(chuàng)新和調整，不斷豐富著其思想體系和宗教實踐。

隨著西藏民主改革的推進，藏傳佛教告別了傳統(tǒng)特權，宗教界的愛國僧侶與信教群眾積極支持和參與新中國建設，成為推動涉藏地區(qū)社會穩(wěn)定的堅實力量。

改革開放初期，藏傳佛教宗教界愛國人士在促進社會發(fā)展與民族團結方面作出了積極貢獻。以喜饒嘉措大師和十世班禪為代表的愛國人士在社會建設中發(fā)揮了重要作用，藏傳佛教在新的時代背景下迎來了現(xiàn)代化的契機。他們擁護黨的宗教政策，積極參與社會主義事業(yè)，并通過各種形式表達了藏傳佛教對國家的認同與支持。

此時，藏傳佛教不僅在宗教儀式和教義講解中逐漸引入現(xiàn)代化的管理理念，還通過國家通用語言文字闡述教義，進一步擴大了藏傳佛教的影響。

▲1959年4月，十世班禪大師在第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上發(fā)言。（圖片來源：中國西藏網(wǎng)）

進入新時代，藏傳佛教更加注重教義的現(xiàn)代轉化與創(chuàng)新。在黨和政府的正確領導下，藏傳佛教的管理體系也逐步制度化、規(guī)范化，進一步促進了宗教文化在社會中發(fā)揮正向影響。藏傳佛教的中國化逐漸成為其發(fā)展的重要方向。

隨著國家宗教政策的完善，藏傳佛教積極響應黨的號召，向全社會傳遞和平、慈悲與智慧的宗教精神。新時代的藏傳佛教不僅僅是一個宗教體系，它逐漸成為了民族團結、社會穩(wěn)定、文化傳承的一個重要載體，體現(xiàn)了其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相契合的發(fā)展模式。

通過漫長的歷史洗禮與文化傳承，藏傳佛教在中國化的進程中不斷適應時代的變遷，在服務社會穩(wěn)定、促進民族團結方面發(fā)揮著重要作用。

▲西藏各族各界民眾聚集在拉薩布達拉宮廣場，升國旗、唱國歌，慶祝西藏百萬農奴解放紀念日。（圖片來源：中新網(wǎng)）

總之，佛教傳入吐蕃后，漢傳佛教與藏傳佛教的深度交融，推進了藏傳佛教的中國化進程，最終形成具有中華文化色彩和青藏高原地域特征的藏傳佛教。藏傳佛教在中華大地上始終立足本土，堅守中華文化，形成了與古代印度佛教不同的宗教文化，所謂藏傳佛教“南來說”既無歷史根據(jù)，也無現(xiàn)實證據(jù)。

（來源：道中華微信公眾號，作者系中共青海省委黨校青海發(fā)展戰(zhàn)略研究所副所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