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曉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民族典籍英譯中的彰顯

【內(nèi)容摘要】民族典籍英譯不僅僅是一種文本翻譯行為，更是一項民族外宣工作，因此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當成為民族典籍英譯工作的主線。在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助于對外傳達和全面展現(xiàn)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華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強民族典籍譯者在對外傳播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民族典籍英譯的內(nèi)生動力，可在價值維度、歷史維度和實踐維度持續(xù)推動民族典籍英譯工作，尤其在實踐維度可形成民族典籍英譯的實踐系統(tǒng)，提升民族典籍英譯效果。圍繞該實踐系統(tǒng)，民族典籍英譯可從翻譯模式、翻譯原則和翻譯策略三個層面分別采用“以我為主”“文化傳真”和“深度翻譯”的路徑，進而實現(xiàn)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翻譯目標。

【關鍵詞】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民族典籍英譯；民族外宣工作

【作者簡介】沈曉華，中南民族大學外語學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華民族文化典籍英譯。

【文章來源】《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24第4期。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彝族英雄史詩《支格阿魯》英譯及研究”（18BYY036）階段性成果。原文編發(fā)時略有刪節(jié)調(diào)整，注釋從略。

正文

民族典籍指中華民族中除漢族以外的各少數(shù)民族的典籍，是中華文化典籍的重要組成部分。民族典籍英譯即是將這些浩如煙海的民族典籍譯成英文，使之在世界范圍內(nèi)推廣傳播。習近平總書記在2021年中央民族工作會議上強調(diào)，“做好新時代黨的民族工作，要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黨的民族工作的主線”。作為黨的民族外宣工作之一，民族典籍英譯也應當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主線，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翻譯的每一個環(huán)節(jié)，以民族典籍為重要載體，講好中華各民族的故事，尤其是漢族與各少數(shù)民族以及各少數(shù)民族之間交往交流交融的故事，對外展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歷史與文化基因。民族典籍是中華各族兒女共創(chuàng)、共有、共享的精神文化，是構筑中華民族共有精神家園的文化源泉之一，其中記錄了中華各族兒女同根同源、血脈相連的集體記憶，呈現(xiàn)了中華各族兒女“休戚與共、榮辱與共、生死與共、命運與共”的歷史畫卷，深度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民族典籍英譯不僅是文本的跨語轉(zhuǎn)換活動，更是關于各族人民“共同團結(jié)奮斗、共同繁榮發(fā)展”的中華民族悠久歷史的英語書寫。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應當成為民族典籍英譯的總綱，指引民族典籍英譯模式、原則和策略的實施，進而確保民族典籍英譯在內(nèi)容傳達和價值傳播上再現(xiàn)原文的深度與厚度，讓世界更好地了解中華民族的歷史和中華民族緊密團結(jié)的文化根脈。

一、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意義

民族典籍英譯近年來備受關注，亦產(chǎn)生了數(shù)量可觀的英譯作品。然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民族典籍譯本中的體現(xiàn)及在相關翻譯研究中的論述尚付諸闕如。當翻譯界將目光轉(zhuǎn)向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時，翻譯界的研究者們將顯著地發(fā)現(xiàn)其對于民族典籍英譯工作的重要意義。

（一）有利于民族典籍英譯對外傳達和全面展現(xiàn)中華民族格局

19世紀末20世紀初，一些西方傳教士和學者深入我國民族地區(qū)傳教或考察，并開始英譯當?shù)厥吩姾兔耖g故事，如德國傳教士弗蘭克于1896年進入西藏拉達克地區(qū)，并于1905年用英文譯介了藏族英雄史詩《格薩爾》，美國文化學者洛克1922年進入云南麗江，并于1939年英譯出版納西族敘事長詩《魯般魯饒》等。這一時期可視為民族典籍英譯的萌芽期，其所關涉的民族較少，參與英譯的主體也以西方來華人士為主。因而，該時期譯介至海外的民族典籍譯本無法體現(xiàn)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性。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后，我國民族語言文學工作者通過民間采風搜集整理了一大批珍貴的民間口頭文學，并通過科學的編排和記錄使之文本化，后又陸續(xù)將之翻譯成漢語，奠定了民族典籍英譯的底本基礎。一批具有代表性的民族典籍英譯作品也在上世紀五六十年代問世，如戴乃迭英譯的彝族敘事長詩《阿詩瑪》、艾黎英譯的傣族敘事長詩《朗鯨布》等，由此民族典籍英譯在新中國迎來了起步期，使得中華文化的豐富性開始為世界所了解。改革開放以后，隨著中外文化和學術交流的日益頻繁，民族典籍英譯進入快速成長期，這一時期的翻譯涵蓋了南北方眾多民族，涉及英雄史詩、遷徙史詩、創(chuàng)世史詩等，向海外讀者敞開了一扇充分認識中華文化的窗口。這時，更多本土譯者在民族典籍英譯領域嶄露頭角，并逐步形成了以高等院校為中心的民族典籍譯介隊伍，為在英譯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生成體現(xiàn)中華民族一體性的譯本創(chuàng)造了有利的主觀條件。西方學者對我國民族典籍的譯介往往出于異域文化認知的需要，缺乏對中華民族一體性的譯文書寫，甚至還會出現(xiàn)嚴重的割裂中華民族共同體的翻譯問題。如王宏印教授就曾指出某位西方漢學家在民族典籍翻譯中將“漢人”譯為“Chinese”，而不是“the Han people”。他為此呼吁：“要研究西方漢學家的有意誤譯與偏差背后的文化翻譯策略與意識形態(tài)、權利的關系……使世界認識一個真正的中國”。相較于西方學者，本土譯者不僅具有母語和本土文化優(yōu)勢，同時浸潤于悠久的中華民族歷史與傳統(tǒng)，肩負著民族外宣的重任。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馬克思唯物主義國家觀、民族觀、歷史觀、文化觀在中國的理論和實踐升華，為本土譯者在對外譯介民族典籍時提供了科學的認識論基礎，指導譯者辯證全面地傳譯民族典籍，讓海外讀者得以通過譯本了解中華各民族在歷史上交流互動、共生共進，最終融為一體的真實歷史，深化海外讀者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的認知與理解。

（二）有利于民族典籍英譯提升和凝聚海外華人的民族向心力

在歷史上，由于躲避戰(zhàn)亂、外出營生、越洋留學等各種原因，一部分中國同胞移民海外，在異國他鄉(xiāng)扎根、發(fā)展，形成了海外華人群體。早在先秦兩漢時期，我國就有先民跨越山海阻隔前往周邊地區(qū)生活，如周代箕子遠走朝鮮，秦朝徐福東渡日本，求法僧侶西去天竺等，在這些移民活動中，戰(zhàn)國時期遷往越南的一部分“百越”族應是最早的少數(shù)民族海外移民。此后，我國邊境省份的苗、瑤、傣等少數(shù)民族多以東南亞為移民的主要目的地。20世紀后，隨著經(jīng)濟全球化的進展，又有一部分少數(shù)民族同胞移民至歐美、澳洲、拉丁美洲及非洲?？梢?，少數(shù)民族海外華人向外移民的歷史悠久，在全世界分布廣泛。少數(shù)民族海外華人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他們雖身處異國他鄉(xiāng)，卻一直心向和認同中華文化，并使中華文化在海外賡續(xù)傳承?！昂Ｍ飧髅褡迦A人對中華文化認同的超越性源于同屬于中華民族的原生情感、歷史記憶，但又突破了時間、空間的維度”。少數(shù)民族海外華人對中華故土和文化的依戀是跨越時空的血脈相承和情感歸依，這種內(nèi)在的鄉(xiāng)愁式的認同感需要來自故土的回應和關照，而民族典籍英譯正是回應和關照的方式之一。尤其是當這些海外華人在異鄉(xiāng)身陷文化沖突和排斥的夾縫中時，來自故土文化的情感共鳴不僅為他們帶去慰藉和力量，更能強化他們的中華文化認同，提升他們內(nèi)在的中華民族凝聚力。當他們透過英譯的民族典籍文字重回熟悉的文化傳統(tǒng)時，他們所重溫的是與國內(nèi)同胞所共享的精神財富：民族典籍譯本成為加深民族情感的紐帶。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綱的民族典籍英譯突出中華民族共有文化符號的譯文書寫，如譯者對于“龍”、“射日月”、“指路經(jīng)”、“祭祖”等中華文化共有記憶的英譯、解讀和深度闡釋，而當這些符號及關于其中華民族共同性的詮釋經(jīng)由民族典籍譯本深入海外少數(shù)民族華人內(nèi)心時，他們對于中華民族的認同感更容易統(tǒng)合于他們對于本民族的認同感。當中華民族的一體性不斷在少數(shù)民族海外華人的民族認同中得到強化時，他們在情感上首先確認的是作為中華民族的共有群體認同，而后是他們各自民族的群體認同。在這一點上，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導民族典籍英譯顯然發(fā)揮著積極的推動作用。

（三）有利于增強民族典籍譯者在對外傳播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

20世紀80年代，翻譯研究的文化轉(zhuǎn)向使得翻譯作為一種文化現(xiàn)象進入到更為廣闊的文化人類學研究領域。勒弗維爾提出的“改寫理論”將意識形態(tài)納入翻譯研究，認為翻譯受到意識形態(tài)的支配，為譯本的深層解讀及文化闡釋提供了基于認識論的研究維度。早期進入中國的西方傳教士以布道為目的，他們對于《圣經(jīng)》的漢譯源于基督教的使命感，是宗教意識形態(tài)的外化。在西方殖民時期，部分西方學者對于被殖民地文獻的翻譯出于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的需要，成為侵略和奴役的幫兇。甚至于當代西方世界仍在對發(fā)展中國家傳統(tǒng)文化的翻譯中不同程度地透露出西方中心主義和文化霸權主義的氣息。就文本內(nèi)容而言，民族典籍涉及哲學、歷史、宗教、地理、藝術、醫(yī)學等，是我國悠久的多民族文化的集大成，體現(xiàn)了中華文化恢宏的整體性。一些西方學者在英譯我國民族典籍時往往秉持狹隘的民族主義觀，將所翻譯的我國某一少數(shù)民族的典籍作為孤立的典籍文本，使該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內(nèi)容英譯脫離于中華民族的整體語境，甚至以此為依據(jù)與西方文化進行比對，或貶低我國少數(shù)民族文化，或?qū)⑽覈贁?shù)民族文化從中華文化整體中割裂出去，其所呈現(xiàn)的民族典籍譯本有意“打散”和“矮化”中華文化。因此，民族典籍英譯的主動權應掌握在中國本土譯者的手中。20世紀90年代，費孝通先生針對文化學者對經(jīng)濟全球化的反應提出了“文化自覺”，他指出：“文化自覺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對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來歷、形成過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發(fā)展的趨向”。作為全球化語境下的文化傳播者和交流者，本土民族典籍譯者對于中華文化的“自知”是其從事民族典籍英譯的前提，構成譯前準備的關鍵環(huán)節(jié)。而當本土譯者深入理解自身文化時，基于中華民族共同歷史觀、價值觀、國家觀、民族觀等共同理念的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譯者提供了一把打開中華文化寶庫的鑰匙。在意識形態(tài)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助于譯者深刻理解中華民族歷史的演進規(guī)律和中華文化的統(tǒng)一性特征，進而理解作為中華文化重要因子的民族典籍的中華文化底蘊。“文化自覺”是譯者翻譯的先決條件，而“文化自信”則是振奮和鼓舞民族典籍譯者的精神力量。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文化自信，是更基礎、更廣泛、更深厚的自信，是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通過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譯者的文化自信在不斷增強的對于中華文化的同一性和統(tǒng)一性的認知中更加堅定，其譯文更能體現(xiàn)統(tǒng)一的大中華文化包容、堅韌、團結(jié)、奮進的特點，更能以平等對話，而非屈從、順應西方文化的姿態(tài)進行中西文化交流。譯者的文化自信進一步通過譯本感染讀者，增強海內(nèi)外各族兒女的中華文化認同和民族自豪感。

二、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三重維度

中華文化的顯著特征之一是多元一體，這一特征理應也必須在中華文化典籍的對外傳播中得到傳達和闡釋?；谶@一特征，充分彰顯民族典籍中的中華民族共有精神特質(zhì)和文化符號是對外譯介民族典籍的必然要求。換言之，在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由民族典籍作為中華文化重要組成部分的性質(zhì)所決定的，是民族典籍英譯的內(nèi)生動力。這一內(nèi)生動力在價值、歷史和實踐三重維度持續(xù)推進民族典籍英譯工作。

（一）價值維度

在民族外宣工作中，民族典籍英譯以我國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為基礎，是中華文化價值傳播的重要環(huán)節(jié)，有助于提升我國在國際上的話語權和國家文化軟實力。在翻譯要素層面，民族典籍英譯涉及翻譯主體、翻譯客體和翻譯受眾。翻譯主體的意識形態(tài)和價值取向決定著翻譯行為的開展及翻譯效果的呈現(xiàn)。語言文字工作者在翻譯引入國外圖書資料時應當把好意識形態(tài)安全關，在對外譯出我國民族典籍時也應當建立起牢固的意識形態(tài)安全防線，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作為檢驗翻譯行為的標準，確保參與翻譯活動的各方在思想上堅定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政治站位，堅決防范境外敵對勢力在民族典籍翻譯和出版領域的意識形態(tài)滲透。這是民族典籍英譯工作中最基本、最重要的價值判斷。翻譯客體即翻譯中的源語文本和譯語文本，其中源語文本是譯者的翻譯對象，譯語文本是譯者的翻譯成果。翻譯成果是否達到預期在很大程度上取決于翻譯對象的價值能否被還原和再現(xiàn)。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我國的民族典籍得到了系統(tǒng)性的搶救和整理，其中記載了中華民族豐富的物質(zhì)和精神文化，樸素的傳統(tǒng)美德和多彩的民俗風情，反映了中華民族的哲學觀、宇宙觀和人生觀。這些文化價值財富是各族人民共同創(chuàng)造和傳承的，與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相輔相成，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基石之一。在民族典籍英譯中將這些文化價值傳播出去，對外表達中華民族獨特的共同價值體系，即中華民族敬天愛人的倫理價值與和諧共進的價值，回應了全球化語境下文明交流互鑒的時代呼聲。在民族典籍對外交流的過程中，中華民族共同價值體系的傳播增強了每一位中華兒女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共同站在文化和價值交流的世界舞臺讓中華各族兒女更加親密，更加團結(jié)。民族外宣工作也由此進一步夯實了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思想和文化基礎。海外讀者是民族典籍譯本主要的受眾群體，他們的“期待視野”包括了對于譯本中哲學、審美、倫理等價值的閱讀期待。真善美是人類永恒的共同價值追求，而民族典籍中的中華民族傳統(tǒng)價值觀是我國數(shù)千年文化和思想的積淀，是普世的真善美價值觀。在翻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目標之一是讓譯本再現(xiàn)和突出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體系，使民族典籍譯本在價值觀層面與讀者的“期待視野”產(chǎn)生“視域融合”，如此便能引發(fā)海外讀者的思想共鳴和價值認同?；谄帐纼r值觀的認同，民族典籍通過英譯路徑在海外的閱讀和接受對我國國家形象的建構以及在海外讀者群體中的傳播具有正向引導作用。

（二）歷史維度

費孝通先生在論述中華民族共同體時認為：“中華民族作為一個自覺的民族實體，是近百年來中國和西方列強對抗中出現(xiàn)的，但作為一個自在的民族實體則是幾千年的歷史過程所形成的”。中華民族這一多元一體的人們共同體的形成并非偶然，其形成過程伴隨著中國歷史進程的每一個階段，是中國歷史演進發(fā)展的必然結(jié)果。對中華民族共同體缺乏深刻認識便不能真正讀懂中國歷史，而缺乏對中國歷史的了解也不能真正理解“中華民族是一家”的歷史脈絡和思想基礎。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一部中國史，就是一部各民族交融匯聚成多元一體中華民族的歷史，就是各民族共同締造、發(fā)展、鞏固統(tǒng)一的偉大祖國的歷史”。中國各族人民是中國歷史的創(chuàng)造者，也是中國歷史的見證者；在中國歷史發(fā)展的各個時期，各族人民都將中華民族大家庭共同推動國家發(fā)展的歷史記憶刻錄在本民族的典籍文獻之中，形成了一部恢宏的中華歷史文化長卷。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歷史在民族典籍與漢族典籍文本中互為印證，成為當代了解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的重要文獻史料。漢族典籍中，《史記》就有《南越列傳》《東越列傳》《匈奴列傳》等數(shù)章關于我國少數(shù)民族的專門史篇，后世的《漢書》《明史》《清史稿》等典籍中關于我國少數(shù)民族歷史及與中原漢族交流融合的專篇更是不勝枚舉。民族典籍中，藏族的《格薩爾》、彝族的《西南彝志》、土家族的《擺手歌》等都有關于本民族與漢族和其他兄弟民族風雨同舟的記載。同時，諸如南詔的《南詔德化碑》、吐蕃的《唐蕃會盟碑》等碑文以及各地出土的考古文物都強有力地佐證了民族典籍中記載的我國古代各族先民融合團聚、維護統(tǒng)一的歷史。因而，在翻譯內(nèi)容上，民族典籍英譯本身便是對于中華民族共同體形成歷史的英語書寫。而作為這段歷史的英語講述者，民族典籍譯者在敘事方式上自然應當融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再現(xiàn)中國歷史敘事中中華民族精神源流、形成和鑄就的過程，在譯本中體現(xiàn)中華民族共同體乃人民之必然選擇的歷史邏輯，進而對外樹立和傳達中華民族共同體理念，并呼應當代中國所倡導的“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全球價值觀。民族典籍譯者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融入英譯全過程亦反映了譯者的歷史觀和歷史立場，即譯者秉持歷史唯物主義的方法論，將民族典籍譯本置于中華民族的歷史發(fā)展空間和維度之內(nèi)，在主、副文本的翻譯書寫中選擇符合歷史話語的恰適的譯詞以及體現(xiàn)文本歷史敘事的英語表述。近年來，民族典籍英譯開始倡導將民族典籍譯本作為民族志加以深度描寫，這是英譯書寫方式的巨大跨越。然而，在此基礎上還應進一步認識到，對于我國任何一個少數(shù)民族的文化書寫絕不能脫離對于中華民族歷史的描寫和闡釋。我們的文化源自我們的歷史，因此任何一部民族志式典籍譯本所呈現(xiàn)的文化都應根植于中華民族共同經(jīng)歷的歷史記憶。忽視、割裂甚至架空中華民族歷史的孤立的民族典籍譯本是一種失實的片段性文化記錄和偽民族志，也極易落入別有用心之徒的窺視之中，對我國民族外宣安全和國家語言安全造成威脅。

（三）實踐維度

推動民族典籍英譯實踐，打造優(yōu)秀民族典籍譯本，弘揚民族傳統(tǒng)文化，是做深做實民族外宣工作的重要舉措。在探討如何推動翻譯實踐的過程中，國內(nèi)學者提出了“信達雅”“化境”等翻譯思想，亦建構了整體性的翻譯實踐路徑，如“生態(tài)翻譯學”“譯介學”等，豐富了譯學研究對于翻譯實踐的指導作用。于民族典籍英譯而言，雖然以往這些不同視角和框架的思想或理論均有其在實踐中的適切性，卻并非針對民族典籍英譯的專論。直至王宏印提出一系列民族翻譯的核心理論和概念并建構了完整的學科話語體系之后，民族典籍英譯實踐才得到專門的學術關照和理論支持。王宏印所提出的民族典籍翻譯中的“四大落差”“古本復原”等理論，以及“異語寫作”“無本回譯”等翻譯類型為民族典籍英譯實踐向系統(tǒng)化和多學科交叉的方向提供了理論指導。作為民族典籍翻譯研究的奠基者和領路人，王宏印指出：“關于中華民族是多元文化和多民族融合的事實，以及與之有關的一系列學術認識，是民族典籍翻譯和研究的認識基點和邏輯起點”，這一論斷從翻譯學學理上明確了開展民族典籍英譯的認識論基礎，即樹立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觀。因此，在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所夯實的正是民族典籍英譯實踐的基石，為廣泛而深入地開展民族典籍英譯工作創(chuàng)造了前提條件?！拌T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加強和改進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及民族工作的主線，在民族外宣工作中具有總攬全局的普遍指導性；同時，亦如前輩學者所提出的“信達雅”“化境”等翻譯思想是他們所追求的理想翻譯狀態(tài)，從民族典籍翻譯的思想認識基點出發(fā)，民族典籍英譯實踐最終所要達到的理想翻譯狀態(tài)，或曰翻譯目標，也正是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因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具有作為翻譯思想的目標指向。對應“道法術人”四個層面的翻譯實踐路徑，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翻譯指導思想的英譯工作是一個系統(tǒng)化的有機整體（詳見以下圖示）：

如上圖，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翻譯思想的民族典籍英譯實踐包括道法術人四個要素，分別對應翻譯思想、翻譯原則、翻譯策略和翻譯模式。道即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實踐系統(tǒng)中的“知”，而法術人三要素由道而生，形成推動實踐開展的“穩(wěn)定三角”，為實踐系統(tǒng)中的“行”。道的縱橫向維度為旨和象，分別對應翻譯目標和譯本表征。如前所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也是翻譯目標，是英譯實踐的理想翻譯狀態(tài)，即“穩(wěn)定三角”欲達之“旨”。同時，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譯本中的凸顯亦成為譯本自身的功能特征，為譯本表征之一，即“穩(wěn)定三角”欲構建和呈現(xiàn)的“象”。

三、加強民族典籍英譯工作，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

2017年，黨的十九大將“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寫入新修訂的《中國共產(chǎn)黨章程》，為這一重要思想全面指導黨的民族工作奠定了基礎。作為黨的民族外宣工作之一，民族典籍英譯如何踐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是民族典籍譯者應著力思考的重要課題。在民族典籍英譯實踐系統(tǒng)中，法術人三要素形成英譯的“穩(wěn)定三角”；持續(xù)強化和夯實這一“穩(wěn)定三角”是在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路徑。

（一）翻譯模式：以我為主，傳達中華文化的價值與理念

在20世紀初民族典籍英譯的萌芽期，實施英譯的主體為西方譯者，及至當代，仍有相當一部分民族典籍由西方譯者譯出。民族典籍翻譯界也一直有觀點認為，由母語為英語的西方譯者英譯民族典籍是理想的翻譯模式，因為這種順向翻譯以西方讀者易于接受的語言表達方式書寫譯文，比中國本土譯者所進行的逆向翻譯更能實現(xiàn)民族典籍在域外的廣泛傳播。誠然，順向翻譯在譯文表達上更加符合目標語讀者的語言閱讀習慣，就如同譯者是在對同一母語讀者進行的語內(nèi)講述一般，在語言層更易親近讀者。但一部好的翻譯文學作品應在語言、文化和思想三個層面同時再現(xiàn)原作價值，而西方譯者的譯文往往在文化和思想傳達上產(chǎn)生信息欠額或偏差，這勢必影響民族典籍譯本在這兩個層面的經(jīng)典性再現(xiàn)。雖然中國本土譯者會因英語為二語習得的原因而在行文上略顯遜色，但這一語言上的缺憾完全可以通過譯文的反復琢磨和母語人士的校審修改而最大程度地得到補償。相反，若中國本土譯者因逆向翻譯的緣故而不主動承擔民族典籍英譯，那么民族典籍的對外傳播將變?yōu)橹袊就磷g者作為旁觀者，由西方譯者決定傳播內(nèi)容的被動民族外宣，極易造成民族典籍中文化價值與思想理念的傳遞失效或變形，導致中華文化在英語世界的失真與誤讀。同時，如前文所述，民族典籍英譯中應筑牢意識形態(tài)安全防線，而中國本土譯者正是構建這一安全防線的主力軍。由于某些西方譯者自身錯誤的政治立場和歷史立場，其譯本所呈現(xiàn)的基本價值態(tài)度歪曲事實、混淆視聽，嚴重損害了我國國家利益，違背了基本的譯者倫理和職業(yè)道德，也提醒中國本土譯者，應積極投身民族典籍英譯事業(yè)，推出更多優(yōu)質(zhì)的彰顯我中華文化價值與理念的民族典籍譯本，打贏這場沒有硝煙的意識形態(tài)保衛(wèi)戰(zhàn)。無論是從傳遞文化價值和理念還是從維護國家意識形態(tài)安全的角度，民族典籍英譯都應堅持“以我為主”的翻譯模式，即以中國本土譯者為主體的英譯或以中國本土譯者為主導的中西合作的英譯。在英譯全程中，譯者時刻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導翻譯行為、優(yōu)化譯文效果，即在譯本內(nèi)容上全面展現(xiàn)中華民族的一體性，突出中華民族的共同價值觀，用英語世界易于接受的譯文書寫中華民族共同的歷史與文化。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應“深化文明交流互鑒，推動中華文化更好走向世界”。這是對中國本土譯者提出的時代要求，也應當成為中國本土譯者為之不斷努力的事業(yè)。文明交流互鑒需要來自不同文明的對話者之間充分展現(xiàn)各自的文明，即費孝通先生所說的“各美其美”。在文化身份和國家身份上，西方譯者并不能成為代表中國和中華文明的對話者；同時，若他們用西方的立場描寫和言說中華民族典籍，致使譯本內(nèi)容存在片面性和偏離度，那么文明之間便無法充分交流，更難以達至“美人之美”的互鑒目的。由上可見，在推動中華優(yōu)秀傳統(tǒng)文化“走出去”的過程中，中國本土譯者應當掌握民族外宣工作的主動權，擔當起民族典籍英譯的主體責任，成為文明交流互鑒中的實踐者、對話者和貢獻者。

（二）翻譯原則：文化傳真，彰顯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

從文化自在到文化自覺，再到文化自信，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始終建立在各族人民的中華文化認同之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是以中華文化深厚的歷史積淀和各族人民在共同文化認同的心理基礎之上做出的必然選擇。它既是根植于中華文化的文化價值引領，也是中華各族人民繼承和發(fā)揚共同文化遺產(chǎn)的行動指南。這一價值引領和行動指南從中華文化而生，又推動中華文化而行，具有鮮明的文化指向和文化屬性，為民族典籍英譯提供了一種基于文化翻譯的英譯實踐指導思想，指引譯者進入文明交流互鑒的文化場域，自信地展示和闡述中華文化價值。因此，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指導思想的民族典籍英譯應關注文化的傳譯，以文化為翻譯單元實現(xiàn)意義的充分有效傳遞。著名翻譯家孫致禮認為，“‘文化傳真’是文化翻譯的基本原則。語言可以轉(zhuǎn)換，甚至可以歸化，但文化屬性卻不宜改變，一定要如實地傳達出來”。在“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指導下，通過民族典籍英譯“向世界展現(xiàn)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需要譯者以“文化傳真”為原則，衡量譯文的傳譯效果，消弭文化誤讀和文化誤解。中華民族的多元一體格局高度概括了民族典籍中所呈現(xiàn)的真實、立體、全面的中國形象，是民族典籍英譯對外傳達的核心要義，因而基于“文化傳真”原則的英譯必須將這一基本的文化事實傳遞出去，否則便是“文化失真”，是難以達到“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這一翻譯目標的?！爸挥姓娴穆曇?，才能感動中國的人和世界的人；必須有了真的聲音，才能和世界的人同在世界上生活”，對外翻譯傳播記錄在民族典籍中的中華民族多元一體這一真實歷史是讓世界了解中國、走進中國的譯者責任。當西方部分譯者、媒體和政客用虛假信息歪曲中國歷史、妄圖蒙蔽世界人民之時，民族典籍英譯中的“文化傳真”不僅是翻譯原則，更是揭穿謊言、還原真相的強有力的反擊武器。中華文明之所以綿延數(shù)千年，賡續(xù)至今而不衰，與典籍在全民族中的傳承和共享密不可分。歷史上，漢文的《論語》《三國演義》《西游記》等經(jīng)典被譯成其他兄弟民族文字，而民族典籍，如藏文的《四部醫(yī)典》、蒙古文的《蒙古秘史》等名著，也被譯成漢文，廣為流傳。中華各民族在交流融合的過程中共同傳承和保護全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使中華文明包容開放、逐漸累積，進而成為唯一延續(xù)不斷的人類古文明。因而，中國本土譯者作為中華文明的后繼者和傳承者應始終秉持對歷史的敬畏之心，接續(xù)先輩傳承中華文明的榮光，在民族典籍英譯中以“文化傳真”為準則，全面準確地傳達中國聲音和中國價值，讓中華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惠及整個人類命運共同體。

（三）翻譯策略：深度翻譯，凸顯中華民族文化的同一性

早期的中華民族典籍英譯本由西方書寫和解讀，順應西方的敘事邏輯、價值判斷和審美取向，是西方文化中心論的產(chǎn)物，并不能傳達真正的中華文化。隨著中國的日益崛起，中國在國際話語權領域開始突顯自己的話語方式，這一變化同樣反映在民族典籍英譯領域。以我國本土譯者為主力的民族典籍英譯隊伍逐漸意識到于譯本中彰顯中國話語的重要性，于是本土譯者開始更為自信地在譯本中使用異化策略。但譯者的中國話語意識還遠不能確立民族典籍英譯中的中國話語權，因為話語權的確立需要話語在國際上被共識和接受，這就需要譯者夯實譯本的歷史高度和文化深度，豐富譯本的中華文化信息容量，使中國話語為世界所信服和認同。作為深度民族志書寫方式的深度翻譯策略為呈現(xiàn)文化性和學術性的民族典籍譯本提供了重要的路徑。通過這一英譯路徑，譯者采用擴增式的翻譯方法，如添加導讀、引言、文外注釋、輔助圖片等，講述和注解中國話語所傳達的價值和人文精神，使中國話語在民族典籍英譯本的海外閱讀中成為讀者愿意傾聽并深入理解的敘事語言，進而彰顯和表達中華民族的文化特質(zhì)。黨的二十大報告指出，要“堅守中華文化立場，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深度翻譯策略在展現(xiàn)中國話語內(nèi)涵和力量的同時，更能借助其對于文本的延伸和拓展“提煉展示中華文明的精神標識和文化精髓”，其中尤以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符號為重要書寫對象。民族典籍中的中華民族共同文化符號極為豐富，是中華文化同一性的鮮明表征。代表中華文明精神標識的“龍”“黃帝陵”“伏羲八卦”等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符號印證了中華各族兒女“同源共祖”的歷史，濃縮了中華民族的傳統(tǒng)文化精髓，也凝聚了中華兒女千百年來共同奮斗的精神力量。這些共同文化符號在海內(nèi)外所有中華兒女心中是熟悉和親切的，也是無須注解便能引起共鳴的民族身份象征。然而在其他海外讀者眼中，這些符號的中華文化同一性及象征意義是無法從表面的符號“能指”中獲得的。馬林諾夫斯基在提出語境概念時將其分為文化語境和情景語境。根據(jù)這一分類，若語言符號的意義僅涉及情景語境，海外讀者或能從字里行間理解符號“所指”，但若其意義必須放置在更廣闊的文化語境之中才能理解，則譯者需要對其進行深度的譯語書寫，借助多樣的副文本形式闡釋其更深層次的文化內(nèi)涵。中華民族的共同文化符號是基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語境中的概念，其在海外讀者群中的理解和接受必須通過譯者在文外提供更為豐富的關于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文化語境的注解才能實現(xiàn)。在這一深度翻譯的過程中，譯者關于民族典籍中中國故事的講述變得更為詳盡，而故事中所形塑的中國形象也將更為“可信、可愛、可敬”。

結(jié)語

與其他民族工作一樣，民族典籍英譯應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工作主線。在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有助于對外傳達和全面展現(xiàn)中華民族多元一體格局，提升和凝聚海外華人的民族向心力，增強民族典籍譯者在對外傳播中的文化自覺和文化自信，進而“做大做強民族外宣，向海內(nèi)外講好中華民族共同體的故事”。民族典籍英譯中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在價值維、歷史維和實踐維這三重維度上推動民族典籍英譯工作的持續(xù)深入開展。在工作實踐中，民族典籍譯者應以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為翻譯之道、翻譯之旨和譯本之象，并通過翻譯中的法術人“穩(wěn)定三角”在英譯中踐行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思想。具體而言，在翻譯模式上，以我為主，傳達中華文化的價值與理念；在翻譯原則上，確保文化傳真，彰顯各民族共享的精神財富；在翻譯策略上，采用深度翻譯，凸顯中華民族文化的同一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