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洪亮、張露：李安宅的藏學研究及其漢藏關系論

【作者簡介】汪洪亮，四川師范大學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歷史文化學院教授，四川省社科重點研究基地中國近現(xiàn)代西南區(qū)域政治與社會研究中心主任；張露，四川師范大學歷史文化學院2022級博士研究生，李安宅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員。

【摘要】李安宅是我國較早運用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人類學理論、方法進行藏學研究的先驅之一。他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儒學根基，也有扎實的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理論素養(yǎng)，具備多視角、多學科、多維度考察涉藏地區(qū)社會的優(yōu)勢。其藏學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視歷史文獻；既著眼于基礎研究，又放眼現(xiàn)實問題，最終落腳點在于溝通漢藏，對國家建設、民族關系做出理性思考。李安宅的藏學研究源于西北之行，集中在拉卜楞寺調查，延及漢藏關系及中華民族整體性論述。他明確指出，藏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涉藏地區(qū)與內地應互助共進。他超越學界對其定性的“功能學派”的研究范式，從漢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問題提供了有力證據(jù)。將漢藏關系史放入中華民族交往交流交融史敘述中，著力調和“多元”與“一體”的關系，是李安宅對中華民族理論的有益貢獻。他在承認中華民族內部差異性的基礎上，強調“真正統(tǒng)一”原則下的“區(qū)域分工”，志在鞏固國家認同。這是李安宅建構在整體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實整體的文化模式的學術努力。

【關鍵詞】李安宅；藏學研究；漢藏關系；中華民族；多元一體

李安宅（1900—1985）是中國近代學術史上具有典型意義的獨特存在。其人生與學術的豐富性和獨特性及其學術研究所涉學科和領域的復合性，使李安宅研究近些年來頗受關注，得到了較快推進。對其“技術特長”，李安宅自稱是“民族學”，同時也注明“亦稱人類學”。在其民族學研究領域中，無疑藏學最富盛名，其著作《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被譽為“通過實地考察和社會調研而撰寫的有關藏族宗教史的第一部杰作”。中國藏學出版社對李安宅研究成果整理傾力最多，先后出版《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1989年）、《李安宅藏學文論選》（1992年）。不過學界對李安宅的藏學研究或著重介紹評析其研究成果，或分析其藏學研究的特征，而較少立足其人生史，對其藏學研究歷程及隱匿其中的學術關懷進行深入研究。本文擬根據(jù)李安宅檔案及相關資料，梳理其藏學研究歷程及成就，對其涉藏地區(qū)社會文化考察及漢藏關系認識試作辨析，并對其中華民族整體性思考進行初步討論。

一、李安宅的藏學研究歷程及概況

李安宅藏學研究從抗戰(zhàn)時期持續(xù)至新中國成立后，足跡涉及海內外。具體言之，李安宅1937年春在燕京大學工作期間即參加“綏遠考察團”，考察內蒙古五當召藏傳佛教；1939年年初從蘭州來到甘南拉卜楞寺，考察藏族宗教；1941年到華西協(xié)合大學主持社會學系及華西邊疆研究所工作，多次組織藏學考察活動；1947—1949年在美國、英國研究訪問期間繼續(xù)搜集整理藏學研究資料；1950年參軍入藏后參與西藏考察和教育活動。

（一）內蒙古考察

李安宅1937年5月為《社會研究》復刊一周年而作《由內蒙旅行說起》，檢討“旅行知識界的動向”“實地研究的準備”。其間談到他是年4月參加“燕京清華兩校合組的綏遠考察團”：團員31人4月4日從北平西直門車站出發(fā)，16日返抵清華園車站，往返皆由綏遠省政府派車，旅途由政府派員協(xié)調。全團分三組，其中一組11人赴百靈廟大廟一帶，另兩組各10人分赴包頭東北的五當召及西北的西公旗。李安宅參加五當召組，考察該地寺廟及藏傳佛教情況，尤其關注廟內教育制度及當?shù)厣a關系，特別提醒國人要“推翻”諸如“漢人有統(tǒng)治的優(yōu)勢，蒙人有落伍的文化”一類舊有觀念。據(jù)于式玉自傳，李安宅帶隊前往五當召研究當?shù)夭貍鞣鸾?，雷潔瓊帶隊去西公旗做有關社會制度研究。因考察時間短暫，“對蒙古的社會組織只了解到一點概況便回校了。各人所了解到的一點也曾寫過一篇材料存在社會系里”。多年后李安宅將考察筆記節(jié)錄發(fā)表，著重介紹了五當召喇嘛教育制度及漢蒙人不同的社會地位，認為“蒙人教育、生產，漢人移墾與蒙漢的關系等”，“都需要長時間的實地研究與遠大的眼光”。此次考察是李安宅研究藏傳佛教的起始，也可看作其藏學研究之起點。

（二）甘青調研

1937年暑后，燕京大學在日本占領北平的情況下復課，憑借教會背景尚能保持正常教學。李安宅除在課堂宣傳抗戰(zhàn)，每逢周四晚間還在家中召集師生座談，為大家分析局勢，堅持日本必敗、中國必勝的觀點，增加了被日本人盯防打壓的風險。燕大校務長司徒雷登多次希望李安宅出任燕大法學院院長，于式玉也被日本人脅迫擔任北平女子文理學院院長。李安宅夫婦拒絕后下決心離開北平。1938年春，李安宅以燕京大學派出教師身份，與蘭州科學教育館開展合作。于式玉則按請假辦理，無工資，來到甘南拉卜楞，發(fā)現(xiàn)此地正是李安宅強調的“民族學研究的樂園”。她從學藏語融入藏族老百姓入手，在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支持下，辦成拉卜楞女子小學。1939年1—2月，李安宅參與籌辦臨夏小學教師講習會，后前往拉卜楞與于式玉會同從事藏學研究。李安宅初到拉卜楞即大受震撼，發(fā)現(xiàn)“拉卜楞是拉薩以外最大的寺院，宗教、文化、經濟、政治均在西藏以外是最大的中心”，但當?shù)夭簧俨刈寰用瘛安粫h話，也不知自己是中國人”，于是意識到“藏民處處值得幫忙，值得深入了解”。反觀內地關于邊地的記載，卻“每多轉相抄襲，甚或出諸嘲笑口吻”，由此李安宅下決心扎根該地開展田野調查。

李安宅知道寺廟是藏族社會的縮影，具有獨特地位，故潛心研究拉卜楞寺。在黃正清協(xié)調下，拉卜楞寺各學院（扎倉）喇嘛代表與李安宅對接，嘉木樣活佛允許李安宅夫婦到寺中書庫翻閱藏文書籍。李安宅拜喇嘛旦爵窩撒爾為師，學業(yè)大進。喇嘛告知其材料“有寺院的概況與護法的種類、其形相及象征的遠義”，且替李安宅“口譯了拉卜楞的歷史”。經實地調研，李安宅認為，“漢族與藏族多半都是信佛教的，只是由于顯密制度不同，語言不通，遂致彼此隔閡甚深”。他將涉及當?shù)孛褡迮c宗教的多篇文章發(fā)表在《新西北》，成了外地人員和機關參觀拉卜楞寺的義務解說員。

李安宅多次在涉藏地區(qū)旅行，1939年游歷西倉寺、工八寺、甘家灘等地，與夏河縣治所在地東面的亞述谷、觀音溝一帶房居藏族民眾接觸尤多，了解農業(yè)區(qū)藏族分布與人口概況。當年7月李安宅夫婦參觀太子山的山神祭祀活動，后發(fā)表《藏民祭太子山典禮觀光記》。8月考察黑錯、臨潭和卓尼一帶，后返回拉卜楞。9月再次游歷，“將夏河縣境繞了一周，計一月”。1940年，李安宅以教育部視察員名義，由重慶、成都，經草地穿過涉藏地區(qū)，過茂縣、汶川、松潘抵達甘南。在藏學研究上，李安宅有周密計劃，“準備搞完宗教制度之后，再寫一本民族分布，一本文化接觸，一本經濟結構”，不過其研究計劃最終并未完成。

（三）華西執(zhí)教

1941年，華西協(xié)合大學“聘請李安宅、馮漢驥、蔣旨昂、梁仲華諸先生來校與舊有教授姜蘊剛等，構成中國當時一極健強之社會學系”。李安宅擔任系主任，不斷完善課程體系，有關邊疆的課程即有“藏人歷史地理”“邊疆政策”“邊疆民族問題”“邊疆教育”“邊疆社會工作”“邊疆行政”等。同時他還籌建和主持華西邊疆研究所。時任蒙藏委員會委員長吳忠信、行政院社會部長谷正綱為研究所名譽董事，交通部長張嘉璈擔任董事長，董事陶孟和、李濟、顧頡剛、辛樹幟、于斌、凌竹銘、瞿菊農、劉文輝、張篤倫、張凌高，傅紹達、彭煥章等政學軍界名流及拉鐵摩爾、葛維漢、啟真道、戴謙和等外籍學者擔任顧問，鄭象銑、任乃強、于式玉、黃明信、玉文華、陳宗祥、謝國安、劉立千等曾在該所任職，馮漢驥、蔣旨昂、劉承釗等曾擔任“合作研究員”，可謂陣容強大。盡管所謂“董事”“顧問”者，大多只是名譽，但也印證了馬長壽所觀察到的“抗戰(zhàn)之頃，各科人士皆談邊疆”，“此殆把握現(xiàn)實，揣摩時髦，以自列于通達之流”。研究所與社會學系合作開設藏文班，在石羊場設立鄉(xiāng)村服務站，出版了《續(xù)藏史鑒》《印藏佛教史》等著作。由于研究所聘任學者中不少是由李安宅專門聘請的藏學研究專家，如任乃強、謝國安、劉立千等，“華西邊研所幾乎就成了藏學研究所”。

這一時期李安宅多次參加國內邊疆工作及學術活動，如1943年12月被聘為教育部邊疆教育委員會委員，1944年1月參加國民黨邊疆教育委員會會議、中國邊疆學會理事會，1946年12月26—27日應邀出席邊疆教育委員會。李安宅多次組織涉藏地區(qū)考察并撰寫了不少有關康藏社會、宗教、文化等情況的論著。1944年7月至1945年1月，李安宅與任乃強、玉文華前往西康調研，沿北路經康定（1944.7.29—8.15）、甘孜（8.28）、竹箐寺（9.17），到德格（9.23），隨后李安宅獨自由德格（9.23—11.5）經南路巴塘（11.21—12.2）、理塘（12.12）回康定（1944.12.27—1945.1.4）；由康定步行8日至天全，1945年1月11日乘汽車返回成都。李安宅除在德格訂印大量藏文參考資料、搜集德格藏族人口數(shù)字，還調查了藏傳佛教各教派歷史與制度。因拉卜楞寺屬格魯派寺院，西康除此之外還有苯波、寧瑪、薩迦等教派，李安宅將在拉卜楞的研究與此次調研加以對比，“加上舊派，便將藏族主要宗教派系，它們的制度，與居民的關系等，找到相當系統(tǒng)的概括”。這一時期李安宅出版了《邊疆社會工作》，并發(fā)表《喇嘛教育制度》《薩迦派喇嘛教》《西康德格之歷史與人口》等論文，其藏學研究成就受到學界矚目。1947年7月17日，中國邊政學會舉行第一次常務理事會，歡送柯象峰、李安宅出國，會長吳忠信致辭，“略謂柯李二氏在抗戰(zhàn)期中于西南康藏社會文化之研究，頗多貢獻”，對其成就高度贊賞。

（四）海外訪學

李安宅的海外研究經歷，主要是在美英。李安宅于1934—1936年在美國留學，先后在加州大學和耶魯大學從事人類學研究，彼時對藏學并無關注。1946年于式玉接受美國哈佛大學漢和圖書館聘請，主要負責整理日文圖書。1947年8月于式玉轉入耶魯大學圖書館任職。隨后李安宅受聘耶魯大學人類學研究院客座教授，除了授課、訪學，主要工作就是將其前期系列成果整理成《藏族宗教制度之實地研究》英文稿本。1948年，李安宅獲得羅氏基金資助，到倫敦大學人類學系訪問，除出席各種學術會議，發(fā)表關于西藏歷史文化和藏傳佛教教育制度的演講，搜集一些英國出版的關于西藏的書籍外，還參觀了牛津、劍橋、愛丁堡等大學，并得牛津大學托馬斯教授相助，在該書稿本中增加必要的梵文術語，重新整理后送耶魯大學出版部，惜因政局變動并未出版。1949年6月于式玉離美赴英，與李安宅會合，10月乘船經塞得港、紅海、印度、香港返回成都。

（五）參軍入藏

李安宅夫婦回到華西后不到兩個月，成都即宣布解放。二人參加了12月30日解放軍的“入城式”。據(jù)于式玉回憶：“我們進城歡迎入城的解放軍剛回家，解放軍也就送來了我妹妹托他們帶的信。司令部也約我們第二天去看他們?！彪S后李安宅、于式玉與賀龍多次會談西藏情況，同意參軍，且動員華西邊疆研究所有關藏學研究同事參加解放西藏。經賀龍向十八軍軍長張國華和政委譚冠三舉薦，李安宅等藏學專家于1950年2月參加十八軍研究室，后被任命為西南民族事務委員會委員。1951年1月，剛成立的昌都地區(qū)人民解放委員會委托李安宅夫婦籌備昌都辦學事宜。1951年1月12日，昌都辦學董事會推選昌都寺二活佛謝瓦拉為董事長，李安宅、于式玉皆為董事。董事會經商討決定先辦冬學，學生無論年齡、性別、信仰、民族、貧富，均可入學，授課以藏文為主，漢語為輔。1951年10月底，李安宅夫婦隨十八軍進入拉薩。中共西藏工委和西藏軍區(qū)為了順利開展在藏工作，培養(yǎng)優(yōu)秀民族工作人員，特設立進藏部隊藏語文訓練班，以藏語學習為主，兼及印度烏爾都文和尼泊爾文。李安宅夫婦協(xié)助開辦，分別擔任教務長和教育辦公室主任。精通英、印、尼、藏語的謝國安，精通藏語和佛學的祝維翰、鄧明淵，藏語文專家劉立千、張西申、傅湘，佛學家韓鏡清，民族學家林耀華等，都曾在藏訓班開課。1952年8月，李安宅和多杰才旦、陸一涵創(chuàng)辦拉薩第一小學，并擔任第一副校長。1954年，李安宅參加西藏工委干部赴內蒙古參觀團，后到四川暫住當時重慶西藏工委辦事處候命。1956年春參加四川省政協(xié)，旋調入西南民族學院（今西南民族大學）工作。

（六）晚年余熱

就學術生命而言，離開涉藏地區(qū)，李安宅即已進入晚年，其藏學研究唯有余音。1956年，李安宅擔任西南民族學院民族問題民族政策教研室副主任，1957年春改任副教務長。1958年夏調至四川省少數(shù)民族社會歷史調查組藏族史資料小組，參與“西康建省”檔案整理以及《藏族簡史》提綱編寫工作。1959年冬返西南民族學院參加科研科的報紙資料工作，后擔任英語教學工作。1962年4月，李安宅調四川師范學院擔任外語系主任兼副教務長，外語教學工作繁重，不復有精力從事藏學研究。但其早年的藏學論著并未被學界忘卻。1981年6月，《西藏研究》創(chuàng)刊號發(fā)表李安宅《從拉卜楞寺的護法神看佛教的象征主義——兼談印藏佛教簡史》。1982年8月，日本東京大學東洋文化研究所出版了英文版《拉卜楞寺——李安宅的調查報告》（Labrang，A Study in The Field by Lian-che）。

李安宅具有深厚的傳統(tǒng)儒學根基，也有扎實的西方人類學社會學理論素養(yǎng)，具備多視角、多學科、多維度考察藏族社會的優(yōu)勢。他進入藏學研究領域，既是時勢所驅，也是面對邊疆研究落后于人而亟思改變的主動作為。他指出：“以西藏而論，我國出版報告屈指可數(shù)，東西各國之研究，無論為曲解，抑為客觀敘記，其見于各種文字中不下數(shù)百種。我所應知者不知，彼所不應知者知之，‘知識即力量’，遑論其他之策動與陰謀？”這對顧頡剛所見民國時期“邊藩之地，如東北、蒙古、新疆、青海、西藏等處，彼等均有詳細之調查”，“吾國國人，對于邊疆之情勢，非特不知為詳確之考查與研究，即欲有所知亦多借助于外人之著述”，可謂具體而微的印證。

二、李安宅對涉藏地區(qū)社會文化的認識

李安宅認為中國涉藏地區(qū)，“就是說藏話和有藏族文化的民族聚居區(qū)”，包括西藏、西康和安多等三個文化區(qū)，這是一個“人類學的概念”。在他看來，那時“國人對于所有藏民區(qū)域多不明了，所以發(fā)號施令背后的輿論不易開明，而具體的設施也不易切合時宜”。他特別關注安多區(qū)域，認為“安多成為一個自然區(qū)域，就等于西康、前藏、后藏等各個成為自然區(qū)域一樣”，但是在“一切藏民區(qū)域之中，安多又是最少被人知覺的角落”，“劃歸三省以后，國人視為內地，便無過問的預備了”。他明確指出，藏族是中華民族的重要組成部分，涉藏地區(qū)與內地應互助共進，其中安多可作為“根據(jù)地”發(fā)揮作用：“藏民是中華民族當中很有生力的一部份，他那誠樸勇敢急公忘私的精神足為內地文化的強心劑，他那疾病、死亡、知識不普遍，生活甚落后的情態(tài)也需要內地較高技術的提攜，以使他發(fā)揮出他所應有的力量。那么，經營安多區(qū)以與其他藏民區(qū)域配備起來，并為之根據(jù)地，乃是需要以軍事政治的眼光來高瞻遠矚，至于文化教育上的重要更是明白的事了?！彼J為安多“不但自成天然區(qū)域，且有高屋建瓴，攝制其他區(qū)域之勢。漢藏、蒙藏、回藏等沖突，在歷史上層出不窮，概由于此”，而且該地“犀角、麝香、皮毛、馬匹（中國三大產馬地之一）的出產，茶谷雜貨的輸入，更為西北主要經濟生命線之一”，此區(qū)域若得不到建設，不為國家之利，必為國家之累。其中拉卜楞是一個比較理想的利于示范性推動邊疆民族工作的區(qū)域：一是“拉卜楞寺有表率群倫的資格”，其僧人人數(shù)為所有涉藏地區(qū)“拉薩以外蒙藏寺院之冠”，“在品質上”也“遠超他寺之上，而有與拉薩三大寺相提并論的趨勢”；二是拉卜楞保安司令黃正清“年富力強”，拉卜楞寺大活佛嘉木樣為其弟，“以教權為其保障”，在對有沖處突方面具有“許多自然的優(yōu)勢”；三是“拉卜楞一帶在種族宗教及一般文化的接觸上，方面比較多，過程比較自然，問題比較富于代表性，作為服務、研究、訓練，三而一，一而三的工作中心，也比較容易推廣”。

李安宅對宗教問題的關注，貫穿其藏學研究始終。他認為，“宗教在邊疆的勢力較在內地為大，故欲建設邊疆，在文化一方面應以宗教為對象，因為宗教在邊疆不但常與政治經濟密切聯(lián)系，而且常是惟一的教育”。他發(fā)現(xiàn)很多初到邊地者不熟悉當?shù)孛耧L、民儀及其制度，“以所不知者視為無有”，認為該地“沒有禮教”“沒有教育”，實際上，“站在溝通文化的立場，這是十分可惜而需要糾正的事態(tài)”。邊疆宗教問題在溝通文化、發(fā)展教育等領域具有無可替代的作用，如果教外人士對宗教抱有敵視或歧視的態(tài)度，“必致引起教內人對于一切教外人的懷疑”，“溝通文化的事功”就會存在極大困難。

李安宅是站在溝通文化與比較宗教學的立場上研究藏傳佛教的。在他看來，“專行的佛學，非專行的人太不容易了解”，但行外人士研究也有益處，“必是非專行的人加以研究，才以一般人的需要為出發(fā)點”，“即對于佛法的弘揚，亦應有非專行的裨益”。他發(fā)現(xiàn)藏傳佛教在蒙藏地區(qū)已形成最有力的制度：在宗教范圍以內其影響“彌滿于人生各方面”，非內地佛教所可比擬；在宗教范圍以外還是“教育中心、經濟中心、政治中心，一切輿論、價值、權術的樞紐”，其地位之高、影響之大不容忽視，如不了解蒙藏地區(qū)社會生活，即無法開展有效的邊政建設，“為了建設蒙藏，我們不能不用社會制度的觀點研究喇嘛教”，但這不是“專行的佛學者所肯于作的范圍”。可見李安宅研究宗教文化的切入點和落腳點在通過歷史梳理、現(xiàn)狀剖析，分析其功能，最終為研究蒙藏社會，推動邊政工作和邊疆建設提供借鑒。李安宅發(fā)表藏族宗教研究論文甚多，《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更是集其藏學研究之大成，另一著作《邊疆社會工作》同樣受益于藏學研究，該書“自序”即交代“寫這一本書的動機”：“到了甘青交界的拉卜楞藏民區(qū)，看見許多事業(yè)需要作，許多問題需要研究，許多人事需要調整，便感覺到一種《邊疆工作手冊》是需要編寫的?！?/p>

李安宅提倡在涉藏地區(qū)實行創(chuàng)化教育，即“因時制宜，因地制宜，對準了真問題來想辦法的有生力的教育”。他認為當時所謂“邊疆式的學?！?，即在藏傳佛教寺院、清真寺及福音堂之中，其中藏傳佛教最是完善，相當于“初小進而至于研究院的組織，如文學院、神學院、醫(yī)學院、歷算學院”。據(jù)其調研，蒙藏地區(qū)的藏傳佛教寺院，“是宗教中心、政治中心、經濟中心，尤其是教育中心”，“一個寺院就是一個大學，或者專門學校。不過這類大學或專門學校是從小學辦起而以研究院為學術的府庫罷了”。判定寺院是大學還是專門學校主要看其有幾個學院。安多區(qū)域拉卜楞寺就是個典型的“大學”，在其六個學院中，顯教的文學院（帖桑朗扎倉）最大，其余五個系密教，人員總數(shù)不及顯教。這五個密教學院，包括兩個神學院，即續(xù)部下院（居曼巴扎倉）、續(xù)部上院（居多巴扎倉），兩個天文學院，即習北京歷的歡喜金剛院（吉多扎倉）與習拉薩歷的時輪金剛院（頂科扎倉），還有一個醫(yī)學院（曼巴扎倉）。其中顯教重理解，類似大學教育；密教重修持，類似技術或專門教育。李安宅認為這些學院“兼有書院制與課室制的長處，沒有兩者的短處。不但沒有兩者的短處，而且還有兩者所沒有的長處”。不過藏傳佛教寺院教育之不足也較為明顯：一是內容限制太多，不能使學生學到與社會進行交往的必要知識；二是知識和學者都集中在寺院里，一般群眾缺乏受教育機會。李安宅認為，如能將寺院視作教育機構巧加利用，“逐漸加入現(xiàn)代常識，且于沒有國語之處，逐漸加入國語，始能文教溝通，情感流暢，兩存其便，方得一致處達成全國一致的公民標準，個別處適應因地制宜的地方特點”，對于推動邊政極為有利。

李安宅強調“實地研究”是“產生正確知識的惟一方法”。他發(fā)現(xiàn)國人“對于邊疆知道得太少”，在于內地與邊地“社會距離過遠”，“彼此不能采取設身處地的看法，當然更使彼此不能了解，而且也就促成孤陋寡聞與夫文化不同的缺陷”。李安宅認為開展實地研究最好的方法就是研究、服務、訓練的“連合”。他強調，“最有效的宣傳，乃在使人共同參加實地研究，實地服務；使在實地研究，實地服務當中證得實地工作的意義。我們主張研究——服務——宣傳三位一體，便是這種道理。而這種三位一體的理想，大能實現(xiàn)于實地工作之中。”李安宅在西北藏族聚居區(qū)數(shù)年，即是踐行這一思想，后來在四川工作付諸實踐，特別是參與指導中華基督教會邊疆服務運動，并撰成《邊疆社會工作》一書，這是其“三位一體”的實地研究的結晶。

三、李安宅對漢藏關系的論述

20世紀三四十年代，對中華民族整體性的強調是當時邊疆民族研究的一個基本語境。所謂整體性，從全局角度看，是要實現(xiàn)全國融合多民族為一族；從區(qū)域上看，就是要實現(xiàn)邊疆與內地的共同發(fā)展。1939年因為顧頡剛發(fā)表《中華民族是一個》所引發(fā)的論爭，即是在政學兩界對中華民族整體性持續(xù)強調的背景下發(fā)生的。眾多來到邊地的各學科學者通過實地考察，在與邊疆民族的交互中，推動了中華民族整體性探索。李安宅即是其中較有代表性者。他超越學界對其定性的“功能學派”的研究范式，從漢藏交往交流交融的角度，對中華民族整體性問題提供了有力證據(jù)。

李安宅從事的藏學研究，主要涉及的區(qū)域是安多和康巴地區(qū)。兩地均為漢藏連接、交匯地帶，是漢藏文化交往交流密切的前沿地帶。在時人眼中，拉卜楞既是“四不管地帶”，也是“漢藏民族的邊緣”，更是“溝通漢藏文化的一個樞紐地方”。康區(qū)也類似，“在東西方向上是藏、漢民族之間的過渡帶與連接帶，是藏、漢民族接觸、交流、互動的通道，也是漢、藏文化相互影響和交融的地區(qū)”。李安宅認為德格是“西康文化中心，舊派著名寺院多在境內；而且康藏關系以此為樞紐，橫的接觸，縱的歷史，均有舉足輕重之勢”。清代民國時期，這些地區(qū)漢藏民族交往頻繁，漢藏文化深度交融，逐步形成多元共生格局。然就當時對漢藏關系的研究而言，中外呈現(xiàn)出不同面向。進入中國邊疆及少數(shù)民族地區(qū)的西方旅行家、傳教士，致力于尋找漢藏間的人類學差異，預設“二元對立”的兩極想象。相比而言，國人對邊疆研究投入不足，落后于人。20世紀30年代起，藏學研究成果多為調查報告，既缺乏理論框架分析，在數(shù)量和覆蓋區(qū)域上也相對不足。言心哲發(fā)現(xiàn)，對外蒙古、新疆的情形，“要請教俄國人”，對西藏、青海等處的情形，“要問英國人才清楚”。李安宅注意到不少國人對“藏族社會基礎與制度究竟是什么樣”近乎“一無所知”，認為“為了有助于抗建事業(yè)，團結兩大民族，勢非好好促進雙方了解不可”。

李安宅雖以民族學為專長，實則在歷史學領域素養(yǎng)甚深，其代表作《〈儀禮〉與〈禮記〉之社會學的研究》《藏族宗教史之實地研究》，就不妨看作是分別以社會學與民族學方法所作之史學研究。李安宅在對漢藏關系的考察中，注重二者的歷史交織及其間的多元一體關系。一般認為，歷史學和人類學在研究取向和方法上都有明顯差異，分別重視歷時性和共時性的研究，前者注重文字資料，后者倚重田野考察和口頭資料，但時下興起的歷史人類學卻凸顯了人類學的歷史化和歷史學的人類學轉向。民族關系是相關民族之間的相互交往、聯(lián)系及作用、影響的關系，是共時和歷時的社會歷史現(xiàn)象。研究民族關系，需要運用多學科方法與視角，從縱橫兩個方面揭示其規(guī)律。李安宅的藏學研究及其發(fā)表的論著就具有這種將歷時性與共時性結合起來的研究特點，有學者將這種特點歸納為在“歷史的圜局中”探索民族間的“文化多層覆蓋和置換關系”。

在藏族的族源問題上，李安宅的研究就體現(xiàn)了這種多學科縱橫探索的特點。當時學界多以羌為藏族起源。鄭天挺認為西藏土名“Bod”為發(fā)羌之對音，從音韻學上論證發(fā)羌即吐蕃的先世。翦伯贊認為“吐蕃”可能是藏語“TO-PO”之直譯，吐蕃種族“既不始于東漢之發(fā)羌，更不始于東晉末之禿髪”，其“人種之主要的成份是南徙之諸羌，并非發(fā)羌之一族，更非后來之禿髪族”。李安宅認為藏族是“許多民族的混合居民”，其理由是藏族最早見于漢文記載，是唐代的吐蕃，“在這個區(qū)域中還有羌、氐、吐谷渾、戎、附國、東女國等，且在唐以前最重要的民族記載是羌，歷史學家也把藏族叫作羌族”。他以安多為例，通過實地考察，結合當?shù)亓舸娴摹肮懦菑U址”“梯田的遺跡”“各處縣郡志書”“各喇嘛寺院與土官的私藏譜系”等，認為安多“在藏民移殖過來以前，已經有了漢人的文化”，“藏民既是后起的，而且語言系統(tǒng)也不同，當然不就像一切人所說是羌民的后代”。他分析甘青兩省羌人一部南遷了，如四川羌民，其他則被同化，“既同化于漢，也同化于藏，‘伏羌’‘寧羌’‘鎮(zhèn)羌’一類的地名，便是對付羌人的‘文化遺留’——然不可將那時的羌與吐蕃混為一談”。李安宅進一步“考之古史”，引用“流共工于幽陵以變北狄，放驩兜于崇山以變南蠻；遷三苗于三危以變西戎，殛（流也）鯀于羽山以變東夷”。此事最早出自《尚書·堯典》，《史記·五帝本紀》整理《堯典》，而后增益有關“三苗”的資料。換言之，早在先秦時期中原與四夷已有密切交往，既以文化區(qū)分族群，自然可通過文化改變族群身份。通過梳理史實，李安宅指出：“這樣悠久的文化生理等過程，不但使歷史上的偉人成了我們共同的祖先，即書不同文的藏民，一自唐文成公主及金城公主嫁與兩代藏王（公元后六四一與七一〇）以來，也與我們有不可分解的血緣關系。”李安宅通過發(fā)掘漢藏共同的歷史記憶與文化符號，展示雙方歷史淵源，力圖消除彼此的誤解和隔閡，以此拉進雙方的認同感，更為重要的是他將漢藏關系放入了中華民族發(fā)展史中，綜合探析漢藏文化的多元一體關系。

具有悠久傳統(tǒng)的文化必然具有“跨文化性”（Interculturality）。漢藏文化傳統(tǒng)歷史悠久，都是一種多元的復合文化，都是在吸收、融合各種外來文明的基礎上不斷發(fā)展的。李安宅通過文獻記載和田野考察兩種路徑，從歷史和現(xiàn)實兩個維度，對漢藏文化互相吸收、滲透、融合的考察與認識，在一定程度上既是對文化差異性的承認，同時又在尋求兩者的共性?！爸腥A民族”概念產生以來，就存在一個如何處理漢族與少數(shù)民族關系的問題。尋找一個能夠彼此緊密團結的超越性情感紐帶，是實現(xiàn)多民族國家構想的關鍵。對那時關于“中華民族”問題的討論，李安宅并未直接參與，但并非沒有定見。與多數(shù)人類學家、邊疆學者不同，李安宅在行文中很少用“民族”這個概念，多以“部族”來表述，也很少用“少數(shù)民族”或“邊疆民族”，多以“邊民”“邊胞”代之。在他看來，普通人所謂“民族的問題”，“都是文化問題，或怎樣利用文化，創(chuàng)造文化的問題”，因此，“復興民族，歸根到底，就是要甚么樣的文化，并怎樣利用文化創(chuàng)造文化的問題”。

在處理多民族國家內部民族關系問題上，李安宅明確提出“公民原則”，其實就是在中華民族認同下的民族平等原則。他認為“帝制時代”各民族的“權利義務不盡同”，邊政常體現(xiàn)為“壓迫、羈縻”乃至“愚民為政”；但在“公民權利義務是相同的”條件下，“可以既有全國一致的國語，又有各地不同的方言；既有中心思想，又有各派宗教，既同樣屬于中華民族，又有血統(tǒng)的分別；既有統(tǒng)一的典章制度，又有各別的設施與習慣”。在他看來，“一”與“多”相互依存，且相互成就：“今后則要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多以成其復異豐富，一以成其莊嚴偉大”，“這種在統(tǒng)一中求得各別的適應，又在各別適應中達成真正統(tǒng)一的原則，普通的說法叫作公民原則”，亦可叫作“精神的區(qū)域分工”。他強調公民應以國為本位，“國之所以為國，即在不以血緣為界限、不以宗教為范圍，而以地緣為界限，以共同的權利義務為范圍”。在公民原則下，地方可發(fā)揮其所長，“同時授以現(xiàn)代常識，使其明了現(xiàn)代國民所應有之權利與義務”，不必“狃于部族、種色、宗教、語言各方面的偏見，或者形式的一致”。與當時流行的確定了主體民族的中華民族觀念不同，李安宅提出的“一中有多，多中有一”并未特別強調某一具體民族的主體作用，而是在承認中華民族內部差異性、多民族存在的基礎上，強調“真正統(tǒng)一”原則下的“區(qū)域分工”，蓋分工之目的無非在合作，強調公民原則志在鞏固國家認同，更好鑄牢中華一體意識。這顯示出李安宅著力調和“一體”與“多元”的關系，希望能夠尋找到一種在整體里包容多元，以多元充實整體的文化模式。

如衛(wèi)惠林所言，“接觸到邊疆民族問題，無論是政治的或學術的，第一個困難，就是民族觀念問題”。從歷史來看，漢藏文化交流，受各種政治、民族等因素的影響，并不只是直線的、良性的，亦常有曲折的、非理性的。就以時人對藏族稱謂為例，即可見一斑。時人著述中，就有將藏族劃分為“漢化的熟番”和“野蠻的番夷”。任乃強曾談道：“對于番人常存輕視心，鄙薄心，疏遠心，厭憎心，馴至漢番情感隔閡，距離日遠?！痹斜緦鹊貙τ诳挡氐鹊貐^(qū)的帶有歧視性質的稱呼視為其地“形成動亂的狀態(tài)，加深了民族間的危機”的最大原因，認為“番子”“蠻子”或“夷人”等稱呼，“對于康藏民族的歷史上，不但不能連系，反多矛盾之處，況且番蠻等的稱謂，含著粗野蠻橫的意思，而在事實上又往往虐待加害康藏人民，因之兩者之間成形了莫大的隔閡，感情亦逐漸決裂”。研究者不能落入此等認識誤區(qū)。李安宅強調，溝通物質文化的人，“對于衣食住等不同的方式，要有設身處地的同情心，才能推求其所以然的道理，而不被外表的歧異所隔閡”；溝通精神文化的人，“對于宗教制度等不同的方式，也需要設身處地的同情心，才能舍末求本而彼此相會于心，共證自我領域的擴大，人生水平的提高，情操基調的加強”。

四、結語

李安宅是我國較早運用現(xiàn)代科學意義上的人類學理論、方法進行藏學研究的先驅之一。其藏學研究既注重田野考察，又重視歷史文獻；既著眼于基礎研究，又放眼現(xiàn)實問題，最終落腳點在于溝通漢藏，對國家建設、民族關系做出理性思考。

在第二次中國邊疆研究熱潮興起的時代背景下，構建多民族統(tǒng)一國家的民族理論是當時中國人類學、民族學研究的語境之一。眾多民族學家“或投身田野，或鉤沉史海，在人類學科的框架下闡釋國家與民族、中華民族整體與各民族共同體之間的關系”，“為‘中華民族’認同的形成、‘統(tǒng)一的多民族國家’國家觀的確立提供了思想和學術支持，在構建多民族國家的過程中做出了重要貢獻”。李安宅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時人即認為，其邊疆研究并不是為邊疆而論邊疆，而是從整個國家去看邊疆，將邊疆建設視作“建國大業(yè)的一環(huán)”，將“邊疆工作與整個國家的要求聯(lián)系起來”。他將漢藏交往放入中華民族交往史中，著力調和“多元”與“一體”的關系，是對中華民族理論的有益貢獻。

原文載于《中國藏學》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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