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度梵文研究總體而言,梵文寫本、梵漢對勘、梵文文學、梵文醫(yī)藥文獻等領域的研究取得豐碩成果,尤其在梵文寫本研究方面非常突出,改變了以往研究面窄、缺乏研究人員的局面,對幾部非常重要的梵文典籍進行了整理和研究,出現(xiàn)了不少具有較高學術價值的研究成果。雖然本年度填補了往年梵文文法和梵文哲學思想研究的不足,但仍需進一步加強和提高。
一、梵文寫本的研究
李學竹、褚俊杰、Eli Franco聯(lián)名發(fā)表在《中國藏學》(英文版第1期)的《閻摩敵〈釋量論莊嚴疏·極善清凈釋〉摹寫本——葉14b2-20a》(A Diplomatic Edition of the Introductory Section of Yamris Pramavettikla- raīk Folios 14b2—20a5)是德國萊比錫大學與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合作的梵文寫本轉(zhuǎn)寫與研究的項目,此文本是關于Prajkaragupta(???????????????????????)對法稱《釋量論注釋》的注疏,其中對一些因明中很重要的問題作了探討,對晚期佛教邏輯發(fā)展的歷史重構具有重要意義。四川大學的羅鴻發(fā)表在《中國藏學》(英文版第1期)的《薩茹儒訶之喜金剛贊》(Saroruhas Hevajrastotra)一文,是對一部篇幅短小的密教寫本的研究,是通過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所藏的微縮膠卷本轉(zhuǎn)寫而進行研究的,文中提到此贊的兩個寫本源自布達拉宮和薩迦縣的俄爾寺,作者對《喜金剛贊》的梵藏本作了詳細??辈⒏接袀€人英譯本,同時對薩茹儒訶作了相關介紹。羅鴻的另外一篇非常重要的寫本研究發(fā)表在《中國藏學》(英文版第2期)中,題目為《無畏藏護〈中觀花蕾〉開篇與結尾頌偈》(The opening and concluding verses of Abhaykaraguptas Madhyamakamajarī),無畏藏護(Abhaykaragupta 11—12CE)是與那爛陀寺可媲美的超戒寺(Vikramaīla)的堪布智作慧(Prajkaramati 10CE)的繼任者,兩位大師對印度晚期的中觀思想產(chǎn)生了重大的影響,北京版《丹珠爾》中有無畏藏護所造的經(jīng)典26篇,據(jù)文獻記載無畏藏護共著有28篇佛教論著,很遺憾的是其中《中觀花蕾》與Varpaavidhi兩部經(jīng)沒有被翻譯為藏文。此文利用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所藏梵文貝葉經(jīng)微縮膠卷首次向世人披露《中觀花蕾》的梵本情況,以及首尾頌偈的轉(zhuǎn)寫和翻譯,引起國內(nèi)外梵文學界很大的關注,此寫本的整理與研究對研究印度晚期中觀派哲學思想有著重要的文獻參考價值和很高的學術價值。
日本創(chuàng)價大學的《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第21期)是國際學者發(fā)表有關梵文研究最新成果的重要期刊之一,本年度李學竹研究員發(fā)表了《阿毗達磨集論校勘本—葉23v4—29r6》(Diplomatic Transcription of the Sanskrit Manuscript of the Abhidharmasamuccayavykhy Folios 23v4—29r6)的研究成果。《阿毗達磨集論》在瑜伽唯實行派中占有重要地位,20世紀30年代,印度僧人羅睺羅在夏魯寺發(fā)現(xiàn)了該論的17葉,由Gokhale教授校勘發(fā)表。李學竹研究員在藏學研究中心所藏西藏貝葉經(jīng)微縮膠卷中發(fā)現(xiàn)另外11葉,對其進行了轉(zhuǎn)寫和校勘等研究,此寫本的進一步研究對于印度研究早期唯實思想的形成,尤其是解明唯實與阿毗達磨之間的相關聯(lián)問題不可或缺的重要資料,同時對研究唯實宗以及藏傳佛教教義具有重要參考價值。由北京大學范晶晶博士在創(chuàng)價大學《國際佛教學高等研究所年報》(第21期)中發(fā)表的《新發(fā)現(xiàn)“菩薩集”中的于闐文殘卷和中文、巴利文以及梵文的對比》(Newly Identified Khotannese Fragment in the“Bodhisattva Compendium”and Their Chinese,Pli and Sanskrit Paralles),是一篇關于收藏于大英博物館的于闐文殘卷的研究,在大英博物館收藏的以“菩薩集”為名的寫本卷中包含了許多至今沒有確認的殘卷,作者在其中新發(fā)現(xiàn)相關《本事經(jīng)》和《菩提資糧論》的內(nèi)容,對其寫本內(nèi)容進行了英文翻譯,并通過中文譯本、巴利文和梵文的詳細對比,進一步探討了佛教文本中術語的演變,比如在經(jīng)文的開頭部分將“比丘尼”一詞改為“菩薩”,很可能將其改頭換面為大乘的一部經(jīng)典。另外還有北京外國語大學南亞系李燦博士在創(chuàng)價大學《國際佛教研究年報》中發(fā)表了《新發(fā)現(xiàn)〈賢劫經(jīng)〉佚失本殘片》(A Newly Identified Fragment of a Lost Tranlation of the Bhadrakalpika-sūtra)研究論文,根據(jù)《出三藏記集》的記載,《賢劫經(jīng)》在漢地共有兩種譯本,分別由法護(Dharmaraka 2—4世紀)和鳩摩羅什(Kumrajīva 344—411?)所翻譯,早在6世紀初的《出三藏記集》中記錄了鳩摩羅什譯本佚失的情況,此研究基于國家圖書館收藏的殘片,通過梵藏漢文本的全面比較論證,此殘片屬于佚失的鳩摩羅什譯本。
敦煌寫本中有很多梵文寫本和殘葉值得學者去整理與研究,近兩年在這方面通過寫本研究者的努力取得可喜的成績,其代表有葉少勇、彭金章、梁旭澍聯(lián)名發(fā)表在《敦煌研究》第2期的《敦煌研究院舊藏阿毗達磨梵文殘葉》,文中刊出6件阿毗達磨梵文殘葉,這些殘葉原屬任子宜舊藏,現(xiàn)藏于敦煌研究院。文中提到這些殘葉均為麻紙制成,以絲路北道婆羅米字體書寫。其中第一件殘葉出自中賢的《順正理論》,涉及第一品中對“觸”的討論。其余5件殘葉未能比定出文獻來源,但明顯是出自阿毗達磨類文獻。范晶晶、彭金章、王海云聯(lián)名發(fā)表在《敦煌研究》第3期的《敦煌藏3葉婆羅謎字梵語—回鶻語雙語〈法身經(jīng)〉殘片釋讀》中,通過對目前已經(jīng)發(fā)布的《法身經(jīng)》的不同寫本進行比較歸類,進一步判斷這3葉殘片屬于絲路北道的《法身經(jīng)》寫本系統(tǒng),與南道的《法身經(jīng)》寫本系統(tǒng)有所區(qū)別。文中還對殘片進行了換寫、轉(zhuǎn)寫與釋讀,并參照《法身經(jīng)》的五個漢譯本,對經(jīng)文的性質(zhì)等相關問題進行了探討。
本年度在寫本研究中最突出的亮點莫過于西藏社會科學院貝葉經(jīng)研究所編的《西藏貝葉經(jīng)研究》(藏漢),其中首次披露兩本非常重要的寫本,值得梵文研究者關注。首先梵文語法研究方面的一點進步是社科院貝葉經(jīng)研究所發(fā)表的《梵文貝葉經(jīng)寫本〈迦羅波語法〉推介》(藏文)。在諸多印度古代語法理論典籍中,西藏翻譯了其中非常重要的四本,即《妙音吉祥聲明論》《旃陀羅聲明論》《積分聲明論》(又稱《迦羅波語法》)以及《波尼尼經(jīng)》,其中《積分聲明論》是由13世紀雄頓·多吉堅贊(??????????????????????????)翻譯并后來由邦譯師羅追丹巴(??????????????????????? 1276—1342)作了修訂,全書共有15章。目前西藏存有五部《積分聲明論》寫本,此文中介紹的是有27頁的貝葉經(jīng)寫本,扉頁上分別用天城體和藏文寫有“積分聲明論”,寫本字體為達利加,長33.5厘米,寬45厘米,重50.4克,黑色字體,書寫5行,每一葉都有繩洞。此寫本的字跡清晰,貝葉無殘缺,其中的缺少部分作者通過其他寫本補充而呈現(xiàn)了完整的《積分聲明論》,文中同時把藏譯本放在尾部以便讀者進行比較。此寫本的公開為研究印度古典語法理論的學者提供了直接的參考資料。其次是達娃群宗發(fā)表的《貝葉經(jīng)寫本〈師事法五十頌〉梵、藏、漢對勘研究》(上),文中提到根據(jù)《西藏所藏貝葉經(jīng)影印大全總目》,此梵文寫本收藏于西藏自治區(qū)博物館,寫本共5頁,尺寸為33.5×4.5厘米,為前孟加拉字體,目前而言此寫本是世界上唯一本完整的《師事法五十頌》的梵本。達娃群宗已經(jīng)完成了15首頌偈的對勘,此研究不僅補充了相關研究資料的不足,而且作者在文中強調(diào)此寫本與其他Sylvain Lévi和Péter Szántó兩位學者所??钡膶懕居休^大的差異?!稁熓路ㄎ迨灐肥遣貍鞣鸾讨屑戎匾址浅A餍械囊徊棵芙探?jīng)典,但是學界對此經(jīng)的研究和關注不多,文中寫本的披露和梵藏漢的對勘填補了這一方面的不足。普倉在《西藏貝葉經(jīng)研究》上發(fā)表的《〈寶鬘論頌〉諸本研究》一文,對龍樹中觀經(jīng)典《寶鬘論頌》不同梵本進行了梳理,通過探討藏譯本與其注釋本的版本差異,從而認為佛教典籍在上千年的傳抄過程中,經(jīng)歷了后人不同程度的增刪,使得任何文本都不可能還原到最初的形態(tài)。我們通過尼泊爾及西藏發(fā)現(xiàn)的《寶鬘論頌》寫本,可窺見文本傳抄過程中的演變,原本與藏漢譯本之間的異同等。另還有歐珠次仁撰寫的《略介梵文貝葉經(jīng)寫本〈親友書〉》、次旺邊覺所寫的《馬鳴的〈金剛針論〉》、平措次旦的《簡述因明學在印藏的傳播與梵文寫本〈因滴論〉》等發(fā)表在《西藏貝葉經(jīng)研究》期刊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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