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論文（漢文部分）——義理研究

一、學術論文

2018年藏學宗教哲學方面學術研究成果可謂豐碩，研究范圍也較為廣泛，包含宗教義理研究、文獻研究、人物研究、寺廟研究、教派研究、藝術研究等諸多領域，其中宗教人物研究和寺廟研究比重較大，而宗教義理、哲學以及文獻研究等重要領域仍有待加強。據統(tǒng)計，本年度宗教哲學方面漢文論文有107篇，主要發(fā)表在藏學相關期刊、各民族院校學報以及社科類期刊上。除此之外，也有一些專著與集刊類。

（一）義理研究

義理研究始終是藏傳佛教研究的重點與難點領域。本年度義理相關論文篇數不多，與往年持平，在宗教哲學類中比重最低。具體情況如下：

中觀是佛教理論哲學的核心觀念之一。班班多杰的《藏傳佛教般若中觀論本土化的歷史闡釋》（《中國社會科學》第10期）嘗試運用闡釋學方法探討般若中觀思想在藏地的通變與揚棄，較為系統(tǒng)地分析了前弘期藏族學者在理解印度中觀思想基礎上，創(chuàng)造性地提出經部中觀與瑜伽行中觀分類，增創(chuàng)般若中觀框架概念，初創(chuàng)藏傳佛教般若中觀理論體系，到分裂割據時期再造名目繁多的般若中觀命題、學派傳承，再到后弘期納繁歸簡，構建藏傳佛教般若中觀論的基本框架、理論系統(tǒng)、文本體系以及中觀論從學派轉變到宗派的過程。

藏傳佛教顯密兼重，其中密宗是藏傳佛教的重要特點。李元光的《論藏傳佛教實踐哲學的“九重”特征》（《宗教學研究》第1期）一文，討論藏傳佛教的實修屬性，指出藏傳佛教實踐哲學具有九種特征：重密宗、重體證、重實修、重上師、重傳承、重群眾、重大眾化、重祈福、重神跡。而“以密為主，顯密結合”為主要特征，其他特征均由此派生，這與藏族本土文化、宗教發(fā)展歷程以及理論哲學“重中觀”密切相關。

菩提心是大乘佛教的核心理念，是大乘佛教區(qū)別于小乘佛教或其他宗教的根本思想，也是大乘佛教徒終身必修的法門。仁增才郎、達哇的《藏傳佛教菩提心思想及其現(xiàn)實意義》（《青海社會科學》第1期）一文，對菩提心的經論依據、菩提心思想在藏地的傳播與發(fā)展以及菩提心修法作了探討。指出阿底峽尊者在藏撰寫《菩提道燈論》，提出三士道，其中上士道觀修次第中，集中闡釋菩提心思想。阿底峽尊者傳承兩種菩提心觀修方法，即“七重因果”法與出自寂天大師《菩薩行》的“自他相換”法。宗喀巴大師通過撰寫《菩提道次第廣論》《菩提道次第略論》進一步充實和完善該思想，后來的寧瑪派華智仁波切在《大圓滿前行》，在具體細微觀修對象方面稍有獨特，共同構成完善且獨特的藏傳佛教菩提心思想。

楊杰的《由智、識之辨看米龐嘉措對“基位心”的闡釋》（《中國藏學》第2期）分析與梳理寧瑪派學者米龐嘉措（?????????????????????????????????????）與賈巴多阿（???????????????）關于基位心（??????????）的辯論：賈巴多阿非難寧瑪派，聲稱其核心理念基位心類似細微識（???????），對此，米龐大師專門撰寫《基位心部》，駁斥賈巴多阿混淆智與識?；恍哪酥牵毼⒆R為識，前者是佛智，后者是俗識。智識之別在印度經論早有明示，兩者混淆，不僅對寧瑪派，且對大乘教理有損。通過寧瑪派大師隆欽巴的論著，可以明確知道寧瑪派根道果體系立足于基位心，該理念至關重要，不容誤解。

何杰峰的《試論多羅那他大師〈中觀他空思想要論〉對唯識學派的判釋》（《青藏高原論壇》第2期）指出覺囊多羅那他所著的《中觀他空思想要論》以“大中觀”思想為指導，對唯識學派的地位、唯識學派的思想內涵、唯識學派的“三性”方法論以及唯識學派的“三轉法輪”經典安立闡述了自己的理解，形成了獨具一格的唯識學派認識論說，是覺囊派判教思想中的重要內容，在藏傳佛教史上占有重要歷史地位。

義理方面本年度還有因明相關四篇論文。鄭宏穎、阿旺嘉措《識的“他證”與“自證”：康德與薩迦班智達認識論的同與異》（《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一文將康德的《純粹理性批判》與薩班的《正理寶藏論》中的認識論作了對比，認為兩者對認識來源的分析具有相同之處，即認識由物自體（境）給予人的印象與人的先驗能力（識）使然；而在認識主體的自我認識，即認識主體能否自知這一問題上存在根本分歧，康德否認認識主體對本體進行認知的僭越行為，而薩班承認認識具有自知能力。造成此種差異之因在于康德將認識主體之識規(guī)定為他證性，而薩班則承許其具有自證性。

加央平措的《工珠·元丹嘉措〈量學〉與〈量學自釋〉之理論框架與思想特點初探》（《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以元丹嘉措名著《所知藏》中包含的《量學》與《量學自釋》作為研究對象，對其基本框架、主要特點以及工珠因明思想作了探討。指出工珠把因明納入世間一般性學科范疇，視其為通曉諸學說之必要思維工具。其《量學》與《量學自釋》獨具特色，為攝略《攝類學》《心明》《因理學》《量理寶藏論》《因明七論大疏量理海論》等諸論內容之概要性、入門性著作。

方嵐的《陳那〈集量論·遣他品〉綜論》（《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基于最新梵文材料和國內外最新研究成果，介紹《集量論·遣他品》的形式與結構，闡明其思想背景與立論宗旨，并對主要內容作出梳理與歸納。認為《遣他品》是印度佛教哲學家陳那論師系統(tǒng)闡述其語言哲學“遣他論”的專論，核心思想為語言所能直接指稱的除了共性之外別無他物，可直接感知的事物根本就不在其直接指稱的閾限之內。

夏吾李加的《藏族量理攝類學小因果略觀》（《世界宗教研究》第4期）對塞氏·攝類學之小因果進行探討，參考攝類學名著，追溯其理論來源。認為小因果闡發(fā)實在事物與它們之間的一般性因果關系，而思維虛構的概念上無因果可言。因此把因果視為有為法范疇內實在事物前后相繼、相互聯(lián)系、制約、轉換、彼此依存的一種特定關系，進而揭示客觀物理現(xiàn)象。可見小因果具有鮮明唯物主義理論特征。該理論后來逐漸上升到中觀哲學緣起性空的高度，通過破除我執(zhí)，獲證洞悉一切事物本質的清凈正見，實現(xiàn)“從小因而生大果”。因此，因果原理是佛教哲學的基石，也是理論研究的重要路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