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研究——民族與宗教研究

（二）民族與宗教研究

李錦的《家屋與嘉絨藏族社會結構》（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是一篇關于嘉絨藏族社會結構的民族志。該書以家屋的名號“房名”研究為切入點，討論了嘉絨藏族的社會結構，以此展現作為一個不同文化中的社會，嘉絨藏族社會結構呈現何種特殊性。全書共6章，主要內容包括磽磧的地理環(huán)境與歷史面貌，土地制度與房名的獲得，婚姻、居處與房名的繼承，家屋中的社會關系，山神信仰：家屋整合的紐帶，家屋與村落：地域性的社會結合；結論認為家屋、房名、家人是嘉絨藏族家屋社會的三個要素，家屋與村落是一種地域性的社會結合，而社會變遷中的家屋社會呈現變革與延續(xù)的特點。

馬尚林、羅涼昭的《藏彝走廊中的回藏和諧民族關系研究》（民族出版社）一書，以回藏兩個社會群體及其文化為研究對象，主要觀點為（1）在藏彝走廊復雜的民族關系中，回藏關系是其中十分重要的組成部分，具有典型研究價值。（2）回藏民族關系總體上是和諧的，這是中華民族大家庭各民族關系的真實縮影，印證中華民族多元一體的歷史特點和各民族之間相互離不開的規(guī)律。（3）回藏兩民族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生活等各方面形成了互補互動的共生發(fā)展機制，為和諧民族關系提供動力和源泉。（4）回藏和諧民族關系的形成離不開藏彝走廊復雜特殊的自然生態(tài)環(huán)境和人文社會環(huán)境。（5）伊斯蘭教與藏傳佛教之間的交流交融對促進民族關系起到積極作用。（6）經濟利益分割與文化沖突問題始終存在，是影響民族關系的重要因素。全書共7章。

李旭的《茶馬古道各民族商號及其互動關系》（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一書，對近代以來活躍在藏族地區(qū)尤其是滇藏間各民族商號的生成興起、主要人物的經歷、經營路線、范圍和特點以及興衰變化進行了研究，在此基礎上，對各民族商號之間形成的商業(yè)經濟、手工藝及技術、人口及婚姻、習俗、宗教關系以及情感、觀念和意識認同等互動關系進行了梳理和分析，并對諸種互動關系的作用和機制乃至困境進行了探討。全書分上下篇。

楊曉純的《西藏卡契(????)、“藏回”辨析》（《青海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運用文獻資料與第一手訪談資料，說明西藏穆斯林紛雜的族稱如卡契（????）、“藏回”等等，是源于不同歷史時期漢藏雙重語境中對西藏穆斯林族群身份定義與語言表述的差異?？ㄆ?、“藏回”二詞本身具有多重含義，所指具體族群的邊界也不斷發(fā)生變化，因而具有爭議，增加了西藏穆斯林族群身份的社會定義與自我認同的復雜性。

蘇發(fā)祥、李繼群等人的《木里民族關系現狀調查》（《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4期）一文，認為近年來木里社會穩(wěn)定、經濟發(fā)展、宗教和順，和諧的民族關系是主要原因之一。文章結合田野調查資料，從民族分布和通婚等方面論述了木里藏族自治縣的民族關系及其特點，認為木里構建和諧民族關系的經驗對促進我國各民族交流交往交融具有借鑒意義。

緱紅霞、周曉濤的《從民族認同走向國家認同的路徑構建研究——以甘南州為例》（《中國發(fā)展》第6期）一文，認為在社會轉型背景下如何增強國家認同，必須把國家認同放在高于民族認同的地位，通過共同的文化聯系建構每個成員對中華民族多元一體化的共同體意識，并通過人口的流動來促進民族間的交流和文化的融合，增強民族間的互動。要將促進民族地區(qū)區(qū)域經濟均衡發(fā)展作為主要任務，同時在政策導向和法律支持下，強化各民族公民的國家認同。

李姝睿的《斷裂、復興與變遷——一個活佛的修行故事》（《宗教人類學》第7輯）一文，認為僧人命運的變革是藏傳佛教傳播圈中文化傳承變化的表象，也是佛教文化在中華文化系統中地位變化的體現。文中講述的囊活佛幼年出家，1952年后被迫還俗，接受勞動改造、成為普通人和老年后再出家的故事，是傳統宗教修行在經歷巨大的世俗文化變遷后發(fā)生的適應性變化。

李志農、頓云的《云南藏區(qū)和諧民族關系構建內源性動力研究——以迪慶藏民族發(fā)展演變?yōu)榉治鲆暯恰罚ā端枷霊?zhàn)線》第5期）一文，認為一個民族內部在族群演變進程中嵌入交融、多元匯聚的內部關系結構，就能實現交融、開放和多民族文化的共享。這些結構性因素的基礎性、限定性作用，是云南藏族地區(qū)和諧民族關系構建的內源性動力，實現內源性動力和外源性動力的相互聚合并一致作用，能夠更好地促進民族地區(qū)經濟文化的全面發(fā)展和社會的持續(xù)穩(wěn)定。

吳銀玲的《“自我”與“他者”的區(qū)分和混融——以香格里拉的族群關系為例》（《西南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5期）一文，以實地調查表明香格里拉地區(qū)的族群關系具有兩面性，一面是他們彼此之間在社會生活中表現出的混融，另一面則是不同族群在某些特殊情況下展現“自我”與“他者”的區(qū)分，而在更大的儀式場景下會整體呈現族群之間這種辯證的關聯。文章試圖以香格里拉的族群關系為例來審視既有的族群理論以及族群性討論。

楊宇亮、速紹華等人的《歷史地理視野下的云南民族格局——基于GIS的藏彝走廊與漢族走廊研究》（《貴州民族研究》第11期）一文，認為云南特殊的地理環(huán)境與相對區(qū)位，造就了貫穿時間尺度的藏彝走廊與漢族走廊，深刻影響了云南的歷史進程。以GIS的技術方法對藏彝走廊與漢族走廊的民族格局展開研究，不僅可以描述二者與地理空間的關聯性，還可以反映出民族的遷徙過程。

葉遠飄的《民族、婚姻、伙有共耕與上帝：基督教嵌入藏區(qū)傈僳族社會之闡釋——以滇西北德欽縣霞若鄉(xiāng)為例》（《廣西民族研究》第4期）一文，指出傈僳族信仰基督教是身處碎片化、原子化社會結構中的族群面對周邊民族的歧視與物質資料和人口再生產的重重壓力下做出的無奈選擇；提出“婚姻—家庭—土地—民族”是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傳播的網絡，這一模式可以解釋為什么基督教在傈僳族社會傳播呈現出民族性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