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文文獻研究（漢文部分）

五、藏文文獻研究

本年度藏文文獻的研究成果水平都很高，涉及的主要是敦煌時期的古藏文文獻研究。代表性的成果有：陳踐的《敦煌藏文文獻〈古太公家教〉譯釋(上)》(《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2期)、《敦煌藏文文獻〈古太公家教〉譯釋(下)》（《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3期）、《法藏敦煌藏文文獻P.T.55(4)號夢兆禳解譯釋》（《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1期）、《英藏敦煌藏文文獻IOL Tib J 506號時日宜忌文書譯釋》（《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4期），陳于柱、張福慧的《敦煌古藏文寫本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錢卜法〉研究——敦煌漢、藏文術數(shù)書的比較歷史學研究之三》（《蘭州大學學報》社科版第5期），陸離的《敦煌藏文文書〈吐蕃官吏呈請狀〉所記陸(???)、岸(??)》(《西藏研究》第1期)、《關于發(fā)放堪布土登口糧契約的幾個問題——以三件英藏敦煌藏文文書為例》（《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2期），劉英華的《敦煌本P.3288 3555A V°藏文星占文書研究之一——九曜和二十八宿名表釋讀》（《西藏民族大學學報》哲社版第5期）等。

陳踐的《敦煌藏文文獻〈古太公家教〉譯釋(上)》《敦煌藏文文獻〈古太公家教〉譯釋(下)》二文，對日本東京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藏中村不折舊藏敦煌西域文獻中的一件敦煌藏文寫本《古太公家教》進行錄文、漢譯和比較研究。該文獻首尾全，163行，抄寫中有明顯的分段分節(jié)標記。字跡基本清晰，容易辨識，僅在最后部分漢文墨跡已浸至藏文一面，兩相重疊，導致部分藏文識讀困難。文章分上下兩期刊發(fā)，上半部分對《古太公家教》前1—61行進行錄文、翻譯，并刊布該文獻首、尾的影印件。后半部分則就《古太公家教》62—163行進行錄文、翻譯，并與其他譯者的漢譯本、敦煌漢文寫本《太公家教》進行比對研究。陳踐的《法藏敦煌藏文文獻P.T.55(4)號夢兆禳解譯釋》一文，對法藏敦煌藏文文獻P.T.55號分解題、藏文拉丁字母轉寫、漢譯及注釋。陳踐的《英藏敦煌藏文文獻IOL Tib J 506號時日宜忌文書譯釋》一文，認為敦煌藏文占卜文獻中有一類時日宜忌類文書，目前所知僅有兩篇，IOL Tib J 506號即為其中之一。文書中提及的沐浴宜忌恐非吐蕃人之習俗，而是當?shù)靥迫酥曀?。通過與P.T.127號(背面2)的相關內容比較，此文書有可能是吐蕃人譯自相關的漢文文書。

陳于柱、張?；鄣摹抖鼗凸挪匚膶懕綪.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錢卜法〉研究——敦煌漢、藏文術數(shù)書的比較歷史學研究之三》一文，認為分藏于法國與英國的敦煌古藏文寫卷P.T.1055、IOLTib J 744屬一卷之裂，可以直接綴合。綴合后的P.T.1055+IOL Tib J 744《十二錢卜法》是以漢文本為底本、根據(jù)吐蕃傳統(tǒng)社會習俗編譯而成的，其成書時間為吐蕃統(tǒng)治敦煌時期。敦煌漢、藏文《十二錢卜法》的綜合分析與比較研究，不僅有助于建構吐蕃統(tǒng)治時期苯教與佛教共存于敦煌吐蕃移民社會生活之中的真實歷史面向，改變學界以往多關注敦煌吐蕃移民佛教信仰的片面性，而且能夠有力展明該時期的敦煌漢、蕃關系已產生了緊密聯(lián)系和文化融合，從而為進入歸義軍時代的敦煌蕃、漢族群最終走向民族融合奠定了堅實的社會文化基礎。陸離的《敦煌藏文文書〈吐蕃官吏呈請狀〉所記陸(???)、岸(??)》一文，認為敦煌藏文文書P.T.1089號《吐蕃官吏呈請狀》中出現(xiàn)的陸、岸(??????)二部落(????????)是兩個黨項羌人部落，位于今青海果洛地區(qū)，宋代該地有盧甘國、盧甘羌、瀘戎，??????的諧音即盧甘，盧甘國、盧甘羌、瀘戎即由陸、岸(??????)兩部落演變而來。吐蕃政權的黃河節(jié)度衙(??????)也設在該地，到了明代，該地稱為果洛瑪沖(???????????????)。陸、岸(??????)兩部落(????????)當是果洛藏族的先民之一，清代、民國時期青海地區(qū)藏族日安(拉安)千戶部落也很可能是其后裔。陸離的《關于發(fā)放堪布土登口糧契約的幾個問題——以三件英藏敦煌藏文文書為例》一文，認為英藏敦煌藏文文書IJT844、IJT914、IJT1397三件關于吐蕃瓜州官府給堪布土登(mkhan po thub brtan)發(fā)放口糧的契約中出現(xiàn)的土登應該是位吐蕃高級僧官，盧彼贊(lo byi btsan)則是瓜州都倉曹(spyi tshogs gyi stsang mngan)，總管瓜州節(jié)度使轄區(qū)的糧食征收，沙州則有倉曹(stsang mngan)，亦稱為官倉小財務官(khab sovi mngan chung)，負責當?shù)丶Z食征收。吐蕃瓜、沙等地官府和寺院糧倉向部落民戶、寺戶無息借貸糧食與吐蕃王朝在全國實施寺院屬民制度和養(yǎng)僧制度有關。劉英華的《敦煌本P.3288 3555A V°藏文星占文書研究之一——九曜和二十八宿名表釋讀》一文，認為敦煌本P.3288 3555A V°中包含發(fā)熱藏文文獻，是星占擇吉堪輿文書會抄，其中記載了28宿和9曜藏文名及其梵文名稱。文章對曜宿名這部分做轉錄、注釋和翻譯，并結合P.3531(P.T.849)等其他敦煌文書以及相關梵藏漢文獻，對敦煌本曜宿名表做初步研究。

此外相關的研究還有：聶鴻音的《〈英藏黑水城藏文文獻〉讀后》(《西夏研究》第1期)一文，認為武內紹人和井內真帆的一部新著首次全面公布了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斯坦因在黑水城遺址和額濟納河三角洲獲得的藏文文獻，并提供了前者的詳細描述和后者的基本信息。作者參照存世的藏文大藏經對部分殘片做了出色的性質鑒定，但與西夏文佛教作品勘同的嘗試不大成功，其原因是西夏學界對佛教文獻的研究嚴重滯后，目前還不能為藏學界提供足夠的參考。曲珍的《康巴藏文文獻搜集整理淺議》（《四川圖書館學報》第5期）以甘孜州圖書館藏文文獻資料搜集為例，從工作實踐中遇到的問題出發(fā)，闡述了康巴地區(qū)藏文文獻收集、整理的現(xiàn)狀及意義。提出對康巴地區(qū)藏文文獻搜集整理的思路。薩爾吉、薩仁高娃的《敦煌藏文儒家格言讀物研究——以中村不折舊藏本〈古太公教〉為中心》一文，以日本臺東區(qū)立書道博物館藏中村不折舊藏敦煌西域文獻中一件藏文寫本為中心，結合法藏敦煌藏文文獻P.T.987、P.T.988號，對該件中村不折舊藏本全卷以及P.T.988號的后半部分予以轉錄、翻譯，并探討3篇藏文文獻的價值、翻譯風格以及與《太公家教》等敦煌漢文寫本童蒙讀物的關系。楊銘、貢保扎西的《絲綢之路沿線所出古藏文契約文書概說》（《西南民族大學學報》人文社科版第7期）一文，系統(tǒng)梳理了絲綢之路沿線所出古藏文契約文書的刊布與研究情況，討論了這些契約的編號、數(shù)量、主要內容，以及國內外學術界具有代表性的成果，古藏文契約文書與絲綢之路上其他民族文字的契約文獻，是研究中國歷史上多民族的經濟、文化及其互相影響的實物資料。王偉光的《建國以來國內藏文文獻目錄研究綜述》（《四川民族學院學報》第3期）一文，提到目錄學是歷史文獻學最重要的分支學科之一，不僅能夠反映一個時期圖書典籍的基本面貌，同時對人們了解文獻的分類與內容具有重要作用。藏文目錄學作為我國目錄學的重要組成部分，有著自身獨特的特點，其產生和發(fā)展與藏傳佛教典籍有著緊密的關系。了解藏文目錄及其目錄學的主要內容、發(fā)展脈絡、基本特點等，對于我們研究與運用藏文文獻具有重要的指導意義。本文僅就新中國成立以來國內學界對藏文文獻目錄學研究現(xiàn)狀做一個歸納、整理，展現(xiàn)當今學界對于藏文文獻目錄學的研究動態(tài)和特點，為學界的研究提供合理的參考和依據(jù)。南小民、巴桑的《論漢文“吐蕃”的注音原則——基于藏文文獻里的“吐蕃”拼讀》（《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3期）一文，通過對藏文文獻尤其是藏文史籍的梳理，發(fā)現(xiàn)漢文“吐蕃”在藏文文獻里有三類對應拼讀形式，文章討論了三類“吐蕃”注音原則的得失，明確所謂“名從主人原則”不能成立，不可取；“尊史從古原則”和“自然音變原則”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最后文章建議漢文辭書可考慮同時遵循“尊史從古原則”和“自然音變原則”來給“吐蕃”一詞注音，只不過不同注音的“吐蕃”使用場合宜各有分工。相關研究還有李輝的《甘肅藏藏文古籍及其保護工作的多樣性——以瑪曲縣藏文古籍普查為例》（《鹽城師范學院學報》人文社科版第3期）等。

藏文文獻信息化建設隨著新技術手段的應用逐漸提上日程。相關的研究成果有：王麗英、次仁普赤的《基于信息檢索的藏文文獻計算機編目創(chuàng)新研究》（《圖書館學刊》第5期）一文，運用信息檢索相關專業(yè)知識及《中國文獻編目規(guī)則》，結合實際編目工作經驗，分析藏文文獻計算機編目中存在的問題。在探討CNMARC格式下民族文獻具體編目方式、字段特殊處理等問題的同時，指出藏文文獻編目工作的未來發(fā)展趨勢。阿貴的《西藏大學藏文文獻數(shù)據(jù)庫建設及其意義》（《西藏科技》第3期）一文，介紹了西藏大學藏文文獻數(shù)據(jù)庫建設現(xiàn)狀，目前藏文文獻主要分布于我國及其30余個歐美國家和地區(qū)，并在數(shù)字化加工方面取得了可喜的成就。同時，國內在傳承、保護藏文典籍方面成績斐然，數(shù)字化工作也有了一定起色，顯示出勃勃生機。華林、石敏、李帥等的《基于數(shù)字檔案館建設理念的西藏藏文檔案文獻遺產數(shù)字化資源共建研究》（《西藏大學學報》社科版第1期）一文，闡釋多元屬性下西藏民族檔案文獻遺產資源共建的學理依據(jù)，分析現(xiàn)有優(yōu)勢，提出其數(shù)字化資源共建的理念與實現(xiàn)策略。高飛、沈淑濤的《基于藏文古籍傳播圖像信息自動分類方法研究》（《科技傳播》第22期）一文，通過對藏文古籍傳播圖像信息進行預處理提取出具有明顯特點的圖像傳播信息，利用文本表示法表示出不同的圖像信息，從而完成整個分類，借助檢測儀計算分類的召回率和準確率，判斷分類準確性。劉芳、胡志杰的《基于關聯(lián)規(guī)則的藏文文獻流通特征研究——以西藏大學圖書館為例》（《西藏大學學報》自然科學版第1期）一文，在分析書目數(shù)據(jù)庫存儲結構的基礎上，提取了西藏大學圖書館館藏藏文文獻的流通數(shù)據(jù)，提出了Apriori的改進算法，并使用改進后的關聯(lián)規(guī)則算法分析了藏文文獻流通數(shù)據(jù)，挖掘出流通事務數(shù)據(jù)中隱含的關聯(lián)規(guī)則。高飛、沈淑濤的《藏文古籍圖像信息自適應補償二值化算法研究》（《電子制作》第20期）一文，認為傳統(tǒng)的圖像自適應方法存在圖像分辨率低等不足，提出一種基于自適應二值化算法的圖像恢復算法研究實現(xiàn)對藏文古籍圖像自適應補償。實驗結果表明：改進的二值化算法效果明顯優(yōu)于傳統(tǒng)算法，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提高圖像的識別率。阿貴、達瓦的《藏文文獻典籍傳承、保護及其數(shù)字化現(xiàn)狀綜述》（《西藏研究》第4期）一文，根據(jù)文獻記載，系統(tǒng)地考察、梳理了世界30余個國家和地區(qū)的文獻收藏機構，高校研究機構的圖書館、資料室及寺院等收藏的藏文文獻典籍的數(shù)量和種類，以及傳承、保護和數(shù)字化加工情況；進而評估總結了以西藏大學為主的國內藏文文獻數(shù)字化工作的受眾面以及所發(fā)揮的具體成效；最后，從藏文文獻數(shù)字化加工現(xiàn)有成果的使用率及其意義的角度，探討了民族文獻數(shù)字化工作的建設前景，以及對相關學科的發(fā)展、人才培養(yǎng)等方面所具有的現(xiàn)實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