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漢文部分）——吐蕃、宋

（二）吐蕃、宋

與往年不同，本年度吐蕃史研究的論文減少，但卻有好幾部著作問世，可以說本就是研究強勢領域，今年更是百尺竿頭更進一步。

吐蕃

首先來看涉及前吐蕃時期的相關研究。這個時期的研究，這幾年似有萎縮跡象，本年度的研究主要涉及早期部族和小邦研究。

葉拉太在《前吐蕃時期多康藏區(qū)藏系部族》（《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中，對公元7世紀吐蕃王朝未建立之前多康藏族地區(qū)藏系部族人群進行了研究，認為漢文史書記載中的羌人部落多為多康藏族地區(qū)藏系部族人群。文章指出，根據(jù)文獻記載，隋末唐初多康藏族地區(qū)廣泛地分布著黨項、白蘭、女國、附國、多彌、西山八國、吐谷渾、白狼、蘇毗等部族，他們互不統(tǒng)屬，各領其地，實際上是前吐蕃時期多康藏族地區(qū)先民的分布情況。作者認為，這些被稱為“外族”的部族與藏族先民有或多或少的族源關系，或多為藏系部族，跟藏族先民有種種親緣關系。

吐蕃史研究成果較豐，集中體現(xiàn)在幾部高質(zhì)量的著作上。首推張云的《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該書自2005年出版以來，受到學界普遍關注和高度評價，早在出版之前就以打印版的形式在民間流傳，出版之后便迅速售罄。經(jīng)過作者長時間的補充和修訂，《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修訂版）》今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出版，其中補充了很多新的內(nèi)容，特別是基于最近考古新發(fā)現(xiàn)對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的再討論，進一步深化了相關認識。全書依據(jù)大量藏文、漢文、波斯文等文字資料，系統(tǒng)和深入地探討了上古時期西藏與中亞、西亞地區(qū)波斯文明之間的關系，特別關注西藏苯教與波斯祆教之間的聯(lián)系，對我們認識、了解上古西藏的歷史有著積極的意義。

除了《上古西藏與波斯文明（修訂版）》，本年度張云還有另一部重要著作出版，即《吐蕃絲綢之路》（江蘇人民出版社）。這部著作是1995年浙江人民出版社《絲路文化·吐蕃卷》的修訂版，全書以吐蕃參與絲綢之路的歷史過程為經(jīng)，通過大量文獻和史實，論述了吐蕃與周邊地區(qū)和民族的文化關系。作者認為，吐蕃絲路文化是在吐蕃絲路不斷發(fā)展的過程中形成的，并且成為吐蕃絲路的靈魂。吐蕃絲綢之路不僅連接著中原與青藏高原，為高原文明的發(fā)展興旺提供充足的能量，也在中原地區(qū)文明與南亞文明、中亞西亞文明的交流中發(fā)揮了紐帶作用。不唯吐蕃王朝的崛起受益于絲綢之路，象雄文明的繁榮與絲綢之路息息相關，在高原地區(qū)稱雄一時的吐谷渾、黨項等政權(quán)，其崛起壯大無不與高原絲綢之路的發(fā)展存在緊密聯(lián)系。吐蕃絲綢之路后來為茶馬之路所取代，但是其所扮演的中原地區(qū)與青藏高原地區(qū)之間橋梁紐帶作用絲毫未減，在中華民族形成與發(fā)展史上起到十分重要的積極作用。

關于吐蕃與絲綢之路的研究，還有楊銘、李鋒的《絲瓷之路博覽：絲綢之路與吐蕃文明》（商務印書館）一書。全書從吐蕃崛起與經(jīng)略西北，吐蕃與絲路交通，絲綢之路上的蕃漢文化交流，吐蕃文化與內(nèi)陸文明的交流，阿拉伯、波斯文獻記載的吐蕃文明等幾個方面，描述了吐蕃進出敦煌、統(tǒng)治敦煌的歷史，著重突出吐蕃制度文明、物質(zhì)文明在敦煌寶庫中留下的精華部分以及歷史影響。指出吐蕃通過這些絲路通道，將自己的部落建制、告身制度、驛遞方式、佛教文化、香料等，帶到了西域乃至更遠的地方，同時也把西域的文字、佛經(jīng)、建筑技術，唐朝的工藝、音樂、美術，突厥的法律制度，于闐的玉石等，帶回了吐蕃。這些制度、技術、文化藝術、宗教、習俗促進了吐蕃與周邊民族的交流。

本年度楊銘還有《漢藏文獻與西陲古族》（民族出版社）一書出版，其中對古代歷史上的西陲古族進行了研究，下編“隋唐的吐蕃與羌、胡”主要介紹了隋唐時期的西陲諸羌及其地理位置，其中涉及吐蕃、羊同(象雄)、蘇毗(孫波)、多彌(南國)、蠻貊(于闐)以及文獻記載的藏、羌望族諸如羊同貴胄沒廬氏、蘇毗王族末氏、吐蕃的“九大尚論”、咀末的氏族與職官等。

本年度關于吐蕃史研究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朱悅梅的《吐蕃王朝歷史軍事地理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全書以唐代吐蕃政權(quán)(629—846)的軍事地理為主體研究對象，以吐蕃軍事擴張的時間和空間過程為線索，探討吐蕃王朝與周邊區(qū)域的軍事地理關系及其特征。全書從歷史軍事地理的視角，從西域、河湟、河西、關隴、劍南西川、西洱河、吐蕃南部疆域等七個地理區(qū)域，對吐蕃王朝的軍事活動做了詳細梳理和描述；以吐蕃勢力軍事擴張的時間過程和空間結(jié)構(gòu)為線索，進一步考證吐蕃王朝在不同時期軍事建制的演變，既豐富了人們對歷史時期吐蕃民族社會發(fā)展的認識，也填補了以少數(shù)民族政權(quán)為主體的歷史軍事地理研究空白。

從論文來看，唐蕃關系研究方面，王慶昱在《新見唐崔漢衡墓志與唐蕃關系考論》（《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4期）一文中，以《洛陽流散唐代墓志匯編》所收錄的唐崔漢衡墓志為依據(jù)，在梳理崔漢衡生平和家族史的基礎上，對墓志涉及的中唐時期唐蕃關系做了必要的分析。崔漢衡在安史之亂期間開始在地方任職，到貞元十一年（795）去世于晉慈隰觀察使任上。他在近40年的仕宦生涯中，數(shù)次出使吐蕃，并且在平定“奉天之亂”時引吐蕃軍隊助唐平亂，平?jīng)鰰?，吐蕃背盟，崔漢衡被俘。崔漢衡的仕宦生涯是中唐時期唐與吐蕃關系發(fā)展變化的一個縮影，而從崔漢衡墓志的出土，可以看到中唐時期，唐在與吐蕃的交往中處于下風，崔漢衡墓志的記載反映了當時的唐與吐蕃關系的發(fā)展變化。

天寶十四載(755)，唐朝爆發(fā)了安史之亂。為了對付叛軍，唐中央抽調(diào)了部分西北邊兵到內(nèi)地平亂，吐蕃乘機興兵攻占了唐西北的隴右、河西地區(qū)，繼而控制了西域。鄭紅翔的《唐安史亂后河隴陷蕃問題再探》（《敦煌學輯刊》第4期）一文認為，當時隴右、河西地區(qū)相繼被吐蕃攻陷的原因不僅僅是“邊防空虛”一個原因，更為重要的是邊地各州、軍在抵御吐蕃的過程中各自為守，相互間缺乏援助和協(xié)作，邊將試圖觀望局勢，還有個別將領趁機謀亂。河西、隴右唐軍中的外族部落兵也在這時候大批脫離唐朝的控制。而這一切，都是安史亂后唐中央對西北邊地控制力減弱的產(chǎn)物。

歷史人物研究方面，吐蕃末年，拉隆·貝吉多杰弒殺吐蕃末代贊普達瑪·鄔都贊，直接導致了吐蕃走向崩潰，因此關于拉隆·貝吉多杰的研究也是成果頗豐。扎西龍主的《拉隆·貝吉多杰生平事跡考述》（《中央民族大學學報》第6期）一文，通過對相關藏文史料的對比研究，對拉隆·貝吉多杰的生地及生年、出家為僧、弒殺贊普、喜逢三賢人的生平事跡進行了梳理，厘清了部分史料及民間傳說的真?zhèn)巍?/p>

在藏漢譯經(jīng)史上，法成之名眾人皆知，但均與敦煌的吳和尚法成無關。敦煌藏經(jīng)洞的開啟，使吳和尚法成其人其事昭顯于世，引起了學者們極大的興趣。徐鍵的《吐蕃高僧吳法成生平三題》（《敦煌學輯刊》第1期）一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礎上，就法成在河西的三個階段、法成卒年、法成僧銜等三個問題進行了考證，認為法成在河西的第一階段是法成初到沙州的時期，在813—838年之間；第二階段為法成居于甘州的時期，在838年十一月至842年四月之間的某個時間，法成從沙州移居甘州；第三階段為法成重返沙州的時期，始于851年前后。法成的卒年應是在辛巳年（861）三月六日至咸通三年六月之間。盡管法成多以“大德三藏法師”留名，但作者通過文獻判定其擔任過吐蕃都僧統(tǒng)一職。

宋

宋代吐蕃史研究相對較少，內(nèi)容主要涉及唃廝啰政權(quán)。

唃廝啰家族自宋朝初年進入西北地區(qū)之后，歷經(jīng)宋、元、明、清直至民國，其政治身份隨朝代的更迭不斷嬗變。齊德舜的《從贊普到土司：唃廝啰家族家國之間的政治嬗變研究》（《中國藏學》第3期）一文，梳理了宋朝時期唃廝啰擔任河湟吐蕃政權(quán)的首任贊普；金統(tǒng)治河湟地區(qū)時趙世昌擔任忠翊校尉；元朝時期趙阿哥潘父子分別擔任臨洮府達魯花赤；明清時期唃廝啰家族世襲臨洮衛(wèi)指揮使；民國時期，世襲土司職位被取消，趙天乙開始擔任官堡鎮(zhèn)保安隊長等職的過程。文章認為，在政治身份不斷嬗變的同時，唃廝啰家族始終堅守著自己部落首領的政治身份，這種在近千年的歷史長河中政治身份的堅守與嬗變是宋金以降諸多西北吐蕃部落的一個縮影，是國家、民族、家族互動所產(chǎn)生的必然結(jié)果。

青唐吐蕃政權(quán)的建立者唃廝啰，盛名曾經(jīng)威震一時，其后裔傳記在其后的相關正史中也都有記載，比如結(jié)什角。結(jié)什角為唃廝啰四世孫，趙世昌之子，最初在隴南地區(qū)被推舉為木波、隴逋、厖拜、丙離四族長。后在金人的扶持下，結(jié)什角建立地方政權(quán)，這是唃廝啰家族后裔在青唐吐蕃政權(quán)崩潰之后建立的唯一地方政權(quán)。結(jié)什角后來被西夏人所害，其職位由其侄趙師古擔任。齊德舜的《〈金史·結(jié)什角傳〉箋證》（《西藏研究》第2期）一文對《金史》中的《結(jié)什角傳》做了詳細的箋證，有益于相關研究的進一步推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