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語言文字本體研究（藏文部分）——藏語言文字法研究

2010年中國藏學界出版和發(fā)表了大量關于藏語言文字研究的書籍和論文，其中，一些成果在理論觀點和論述方法、研究視角等方面有所突破和創(chuàng)新。歸納起來有三方面的特點：其一，在研究內容層面，既有對語言發(fā)展演變的歷時研究，又有對語言的共時研究。其二，在理論探討方面，既借鑒前人研究的理論基礎，又有對語言文字的使用規(guī)范和未來發(fā)展等方面提出具有創(chuàng)新意義的觀點和建議。其三，在研究方法層面，運用了文獻綜合法、列舉法、對照法等多樣化的研究路徑。以下分幾個方面對2010年藏語言文字研究藏文類成果加以簡要綜述。

一、藏語言文字本體研究

藏語言文字本體研究是指對藏語文本身的語音、詞匯、語法、語義等方面進行研究，藏語言文字本體研究歷來是藏學研究工作中的重點領域，2010年對藏語言文字本體的研究成果有數十篇。學者們結合藏語言文字本身的結構特點，運用現代語言學的研究方法和路徑，從不同的理論視角對藏語言文字的語法、語音、詞匯等方面進行了較為深入的探討。

（一）藏語言文字法研究

藏語言文字十分講究語法規(guī)則，具有非常嚴密的語法結構規(guī)則和要求。已有《三十頌》和《音勢論》等著名的藏文文法典籍。對藏文文法的研究，主要有吉太加的《〈十三頌〉和〈音勢論〉形成年代考——與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商榷》（《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普片多的《略論藏文助詞所表示的格分法》（《西藏大學學報》第2期）、干木滾的《論邦譯師洛追登巴〈字、詞、句三身簡明論〉對后期藏文文法著作的影響》（《西藏研究》第3期）、桑杰才讓的《藏譯聲明學四大名著的特點》（《攀登》第1期）、才讓扎西的《從古藏文淺析藏文字的“命”和“因”》（《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才讓東智的《藏語字篆符號的類型及語法功能研究》（《青海民族大學學報》第2期）、才航多杰的《藏文動詞應用淺析》（《西藏教育》第2期）、豆格扎西的《古藏文中后綴字的組詞規(guī)律和特征初探》（《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尕旦木加的《論藏文標點符號“tsheg”》（《甘南民族師范學院學報》第2期）、斗太加的《從碑刻古藏文看領屬格天接字的變化》（《攀登》第3期）、旦正加的《吐蕃時期藏語后加字“v”的新釋》（《西藏研究》第3期）、桑杰卡和才讓吉的《略談有關藏文系足字“wa”的幾個問題》（《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藏毛草的《也談〈格薩爾〉中重疊詞的類型和特征》（《西北民族大學學報》第1期）、旦正多杰的《古代盟約中基字“ta”的虛詞變化》（《攀登》第1期）。

吉太加的《〈十三頌〉和〈音勢論〉形成年代考——與恰白·次旦平措先生商榷》中對《三十頌》和《音勢論》等藏文語法典籍的撰寫者和年代進行了深入論證，認為其出現的年代應在公元7世紀左右。普片多在《略論藏文助詞所表示的格分法》中運用現代語言學關于語句結構的研究方法，從結構及功能分別闡述了助詞格律第二、第四、第七格之間的語句差異。干木滾的《論邦譯師洛追登巴〈字、詞、句三身簡明論〉對后期藏文文法著作的影響》簡要介紹了邦譯師的《字、詞、句三身簡明論》、嘉央協巴的《梵語集》、章嘉帝師的《正字學，智者生處》三部著名藏文翻譯典籍，并在彼此對照的基礎上論述了這三部典籍對藏文文法所產生的重大影響。才讓扎西的《淺析古藏文文字的“命”和“因”》根據學界對敦煌古藏文為主的古藏文文獻的研究成果，對古藏文文字的“命”和“因”方面進行了簡要分析，并總結和歸納了古藏文文字的“命”和“因”的語法特點和形式、語法功能。桑杰才讓的《藏譯聲明學四大名著的特點》一文概述了藏譯聲明學四大名著引進西藏的歷史沿革和四大名著的聲明學特點，提出藏族聲明學是以印度聲明學文化為母版，加深對藏譯聲明學四大名著的學習和了解有助于提高藏族聲明學的發(fā)展。才讓東智的《藏語字篆符號的類型及語法功能研究》結合現有藏文文法學家們的理論建構和方法論，簡要分析了藏文語法學中文字之間的使用區(qū)別及其“命”和“因”等方面的各自特點，并提出了這一差異的不同語法規(guī)則和功能。才航多杰在《藏文動詞應用淺析》從動詞的使用方法及其所指行為，論證了動詞具有的事和行為涵義。豆格扎西的《古藏文中后綴字的組詞規(guī)律和特征初探》根據古藏文文獻中有關內容，通過描述和分析一個組詞結構的前后組成，詳細論述了藏文名詞中后綴字的一般形式和特點。尕旦木加在《論藏文標點符號“tsheg”》中對照藏文語法典籍和史書記載、古代石碑文，分別對藏文烏金體和烏梅體兩種字體中的“thseg”及其實用規(guī)則和發(fā)展沿革等進行了深入闡述，以此對現有藏文語法中的一些規(guī)則和習慣提出了質疑并進行了探討性研究。斗太加的《從碑刻古藏文看音判位詞使用規(guī)律的變化》一文首先簡要介紹了藏文語法中音判位詞的基本內容，進而從“雪石碑文”、“林芝地區(qū)的巖石碑文”、“贊普赤德松贊墓碑文”、“大昭寺前石碑文”等碑刻上的藏文回顧了古藏文中音判位詞的語法使用特點，并與現階段藏文中音判位詞的用法相比照，論述了藏文音判位詞在不同時期發(fā)生的演變。旦正加的《吐蕃時期藏語后加字“v”的新釋》通過對藏族古代碑刻文獻中后加字“v”的用法規(guī)則，分別闡述了古藏文中后加字“v”的使用規(guī)則和語法功能，及其發(fā)展演變。桑杰卡和才讓吉的《略談有關藏文系足字“wa”的幾個問題》分別介紹了藏文三十個字母中六個后加字“ca”、“cha”、“ja”、“tsa”、“tsha”、“dza”的字體構成、在此基礎上，根據藏文文法典故重點探討了“wa”字的字體和音節(jié)構成，發(fā)音形式和語法功能。藏毛草的《也談〈格薩爾〉中重音詞的類型和特征》專門針對藏文史詩《格薩爾》的語句結構和特點，通過例句的方式，對其中重音詞的功能及其類型、構成形式等方面進行了深入探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