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語文本體研究與方法論研究（漢文部分）——理論與方法研究

（二）理論與方法研究

漢藏語系語言的研究與藏語的研究密不可分。關于漢語、藏語以及漢藏語系語言比較研究的理論和方法探討學術界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尤其在2009年度，關于漢藏語研究的理論和方法的著述較多，主要有：陳忠敏的《歷史比較法與漢藏語研究》（《民族語文》第1期），孫宏開的《漢藏語系假設——中國語言學界的“歌德巴赫猜想”》（《學術探索》第3期）和《漢藏語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節(jié)選）》（《漢字文化》第4期），李艷、李葆嘉的《漢—蕃語族：德里姆的假說及其證據》（《外語學刊》第3期），瞿靄堂的《漢藏語言研究的理論問題》（《漢字文化第》第6期），馮蒸的《漢藏語比較語言學重要論著述評語初步研究——附論：提高漢藏語比較研究水平亟需編纂<從現代漢語查找古漢語同義詞的詞典><安韻母編排的藏漢詞典>》（《漢字文化》第1期），陳保亞的《解讀蜀夏文化的一線曙光——三星堆玉石文字和漢藏語系研究的啟示》（《科學中國人》第9期），張建軍的《藏語和河州漢語方言的接觸史及接觸類型》（《西藏研究》第2期），田阡子、江荻、孫宏開的《東亞語言常見爆發(fā)音的類型學特征》（《語言科學》第6期），張軍的《孫宏開民族語言學學術思想初探》（《暨南大學學報》哲社版）等。

孫宏開先生在《漢藏語系假設——中國語言學界的“歌德巴赫猜想”》和《漢藏語研究的歷史與現狀（節(jié)選）》二文中，對漢藏語系語言的研究進行了梳理。文章不僅簡要回顧了漢藏語系研究的歷史經過，而且還介紹了中國學者目前開展的一些工作。中國是漢藏語系語言的故鄉(xiāng)，中國的學者理應為推動漢藏語系研究做出更大的貢獻。李艷、李葆嘉的《漢—蕃語族：德里姆的假說及其證據》對漢藏語系和漢語系屬假說的分歧的進行了介紹，從古漢語和蕃語（Bodish，漢語音bo，吐蕃的“蕃”）同源的形態(tài)證據、詞匯證據、考古文化證據三方面，介紹了德里姆（G.van Driem）的漢—蕃語族（Sino-Bodic）假說及其反響。文章認為某種或某支語言與古代漢語的同源詞和形態(tài)對應最多，這種語言與漢語的親緣度也就最高。陳忠敏在《歷史比較法與漢藏語研究》中認為，歷史比較法的基本原則不僅適合于印歐語歷史研究，也適合包括漢藏語在內的其他語言的歷史研究。文章結合印歐語、漢藏語來討論歷史比較法的基本內容和歷史比較法的理論基礎及缺陷。田阡子等的《東亞語言常見爆發(fā)音的類型學特征》一文，依據394個語言樣本數據庫，通過分析雙唇、齒齦和軟腭三套爆發(fā)音在四個基本模式和若干個破缺模式里清、濁、送氣對立特征，歸納出東亞語言爆發(fā)音的普遍語音類型并對每一種類型中存在的例外情況，進行了解釋。張建軍的《藏語和河州漢語方言的接觸史及接觸類型》討論了藏語與河州漢語方言的接觸歷史，以及由此造成的藏語與河州漢語方言接觸的歷史文化背景，對藏語與河州漢語方言接觸進行研究，認為藏語與河州漢語方言的接觸類型主要有三種，即文化型接觸、地緣型接觸以及商貿型接觸。相關的研究還有陳保亞的《解讀蜀夏文化的一線曙光——三星堆玉石文字和漢藏語系研究的啟示》，文章從歷史學、考古學、文化學等角度對漢藏語系的研究提出了新的思考。馮蒸在《漢藏語比較語言學重要論著述評語初步研究——附論：提高漢藏語比較研究水平亟需編纂<從現代漢語查找古漢語同義詞的詞典><安韻母編排的藏漢詞典>》文中指出，詞典的編纂對于“漢藏語比較語言學”意義重大，盡管漢語和藏語這兩個語言有親屬關系已經被學術界普遍接受，但實際上仍有許多細節(jié)尚待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