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銳齡口述：答客問治明清兩代西藏史經(jīng)驗

今春中央民族大學蘇發(fā)祥教授等蒞臨寒舍，要求我談一談治史的經(jīng)歷和經(jīng)驗，而且最好集中在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歷史方面，詞意懇切，很難推辭。未料到后來雜事叢集，執(zhí)筆時間不多，為了快些交卷，就由我邊憶邊說，請中國藏學研究中心歷史所邱熠華、梁俊艷同志記錄。她們主動地增添了小注，我再整理成篇。又請歷史所張云研究員、《中國藏學》黃維忠編審二同志審閱，他們都提出很好的應該補正的地方，我都遵辦了。下面就從我研究明代和清代西藏歷史的情況開始。

我最初接觸清代的西藏歷史，重點是在中央和西藏關系方面。1952—1953年，我剛進入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工作時，看的歷史材料主要就是商務國學基本叢書本《衛(wèi)藏通志》?？催@部書的時間比較長。當時，西藏工委牙含章[1]從日喀則班禪堪布會議廳得到了一個藏文本的《二十九條》，翻譯成了漢文，請人帶到北京來。當時處里（統(tǒng)戰(zhàn)部民族處）要我看看譯文。我就用《衛(wèi)藏通志》和嘉慶《四川通志》的記載，仔細對照了漢譯文，寫了一篇，叫《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quán)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2]，交給領導后，被印為內(nèi)部材料。這本小冊子在后來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召開西藏工作討論會[3]的時候，起了些作用。當時主持會議的主席是部長李維漢。他在會上時時看這個小冊子。這是1953年的事情。

到了1960年，我轉(zhuǎn)到了學部民族研究所[4]。直到1962年，才規(guī)定了治學的方向。在這以前，可以說，上級給什么任務就做什么任務。當時，翁獨健[5]先生是副所長，王森[6]先生是藏族史組的領導。翁先生的意思，要我研究元代以后的西藏歷史。當時，翁先生說，現(xiàn)在研究吐蕃歷史的人太多了，你還是研究元代以后吧。1962—1964年兩年時間里，在完成所一級的不少任務外，我看了《明實錄》，大概讀了從洪武到宣德年間三四朝的材料。當時，民族研究所收藏一部明實錄藏族史料輯抄，字體抄得不佳，所以，我看的還是《明實錄》全文，還做了一些筆記，但也看不出所以然來。1964年，下放山東勞動和參加四清運動。1966年，文化大革命開始，研究工作就全停了。

關于明代西藏史研究，我只寫了6篇文章。

首先是一篇概述性的文章，較長，就是《藏族簡史》中的元朝明朝這一部分。民族研究所組織的《藏族簡史》這件工作，時間拖得非常長，從1959年開始，直到改革開放后，這件工作結(jié)束，《藏族簡史》才印出來。寫作期間，國家民委和西藏工委等都給該書的寫作宗旨作了規(guī)定，要求主要說明中央和西藏之間的關系。由于多次運動干擾，時做時輟，很晚才把它印出來。1988年，我已經(jīng)到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當時中心成立不久，領導者希望印一套《西藏知識小叢書》，所以就把《簡史》里我所寫的元明兩代這部分抽出來做成一小冊子[7]，但加工比較多，寫得比《簡史》更好一些。

真正研究明代西藏的問題是1988—1991年，在日本教書的時候，利用業(yè)余時間做的。1989年寫出論文《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跡補考》。當時在日本寫這篇文章，跑了好多圖書館，又要教書又要寫作，非常不容易。在日本東方學會年會上發(fā)表前，我請人把主要的意思翻譯成日文，在會上用日語講了。當時，主持小組會議的是著名的敦煌學、唐代史專家東京大學池田溫教授[8]。他和我早就認識。這篇論文記述了明朝初年一名叫宗泐的和尚，從南京出發(fā)經(jīng)過西藏、尼泊爾，到印度的事跡。宗泐到尼泊爾，住在一個地方，從印度回來的時候還住在這里。這個地方有個明代的漢文譯名，我不知道是哪里。在日本查了一部地圖集，確定了這個地名的今地望。當時覺得把這個難題解決了，很高興，所以在論文里也特意提出來。沒想到，會議主席池田溫教授讓大家評議后，說日本榎一雄博士在德國一本學術雜志上早就發(fā)表了關于宗泐的文章，也早就把這個地名問題解決了，并把復印本贈給我。當時，我很納悶，池田溫教授事先知道我研究這個問題，可是怎么不早點告訴我呢，所以，決心把榎一雄博士未說到的東西盡可能作些補充。后來，池田教授把我的全部稿子譯成日語，譯文文筆很好，發(fā)表在《東方學》第81號上面，時間已到了1991年。原漢文稿，又經(jīng)過補充，本來想寄給復旦大學編輯的雜志《歷史地理》，當時該雜志是為了給譚其驤[9]先生作慶壽紀念，要出專號的，但寄去晚了，經(jīng)過譚先生審閱，評價很高，只好放在下一期。可以說，這份在國內(nèi)發(fā)表的漢文本比日文譯本好得多。不過，這篇日文譯稿也曾寄給藏史研究先驅(qū)者、京都大學佐藤[10]教授看，他說挺有趣味，寫得挺好。

第二篇是我從日本回北京后，在1991年9月第一次北京國際藏學討論會上發(fā)表的《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跡考》。這是在日本時先找到僅留存在日本的克新詩集和有關材料，回國后又經(jīng)過補充研究寫成的。這篇論文在會上得到了預想不到的稱贊。第一次北京藏學會，規(guī)定的主題是西藏農(nóng)奴制研究，所以我們學者幾乎都圍繞這個題目講。還記得，當時參會的史伯嶺（E.Sperling）[11]跟我說，每個人上來都談農(nóng)奴制，讓人聽煩了。當時，錄音條件和字幕條件都不好，我只是大體說了說。這次會議來的人不少，日本方面有石濱裕美子[12]，捷克有高馬士（J.Kolmas）[13]，美國有范德康[14]和史伯嶺等。會后吃晚飯的時候，他們都來祝賀我，說這篇論文談得好。

第三篇是《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發(fā)表在1994年的《中國藏學》上。2011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宗教研究所羅炤研究員，他近年深入研究明朝在西藏的主權(quán)地位，業(yè)績斐然，對我說，這篇文章寫得好。

可以說，這3篇文章都得到了一些學者或早或晚的肯定。明初這3位和尚都到過西藏。還有一名從海道去過錫蘭的僧人，但缺乏資料，沒有辦法研究。研究這3個和尚的事跡，算是補充了空白。能夠自己找題目來寫，我感到愉快。

再一篇就是《〈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在這篇文章上也用了一些功夫。不過，在寫作過程中，對比漢藏文材料，使我對使用藏文史料的信心不足了。照理說，僧人戒律有不妄語的一條，可是僧人的傳記里時時有夸大其辭的記述，有關明廷對哈立麻的高規(guī)格接待等等，下筆都非常夸大。只有用當時的漢文材料對照，才能知道當時的情形。此外，我原本想努力從藏文史料上再下一點功夫，但一直因為種種原因沒能做到。到這個時候，我慢慢才覺得自己應該選擇研究中央和西藏地方關系這條路。

第一次北京國際藏學討論會是由多杰才旦同志領導組織的。由于是第一次搞，大家都沒有經(jīng)驗，所以還是用內(nèi)地會議的形式。開會的時候，大家圍成一圈，中國人、外國人都自報家門，介紹自己的研究方向。我就自報說是研究漢藏關系史的。會后聯(lián)歡，還請學者們上臺表演、唱歌。半統(tǒng)戰(zhàn)、半學術、半娛樂的一場會議，很有意思。

稍后不久，我讀到蘭姆（Alastair Lamb）[15]寫的《英國與中國中亞》這部書。這也給了我啟發(fā)。按說起來，歷史學者的最高水平應該是像伯戴克（L.Petech）[16]這樣，掌握很多的語言文字，能夠通過對比不同語言的文字材料，盡可能恢復歷史的真貌?？商m姆這本書，用的只是英印方面的檔案材料，也寫得很好，能站得住。因此，我就想，漢文材料還沒好好利用呢，可以先在這方面做點工作，別人能夠在藏文等其他材料上再補充，繼續(xù)研究，這也是一條路。我可以走這條路。

回想起來，多年來的工作盡是集體任務，沒有自己的自由研究的園地。從1960年到現(xiàn)在為止，50年來，我一共參加了8項集體大任務，包括《辭?！贰吨袊鴼v史地圖集》《中國大地圖集·歷史地圖卷》《中國大百科全書》《中國歷史大辭典》《藏族簡史》《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和《西藏通史》，大部分時間和精力都放在這些大任務上。自己感興趣的問題，只好抽時間做。我總感覺，做研究工作，集體項目是重要的，但從人才的培養(yǎng)等方面考慮，領導還是應該給研究者一定的命題的自由。只有對某方面感興趣，才能把研究做好。

我在清史方面連續(xù)用力是從多杰才旦同志領導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的撰寫開始的。在寫作過程中，陸續(xù)地、比較多地鉆研了從順治到雍正這一段的歷史。這一段的《清實錄》，不管有沒有涉及到西藏，基本都看了。雖然也有了《清實錄藏族史料》，但我還是把《實錄》原文看了。那時候，藏研中心的圖書館還沒有《清實錄》，就從朋友手里借來看。當時還有一個問題。中心剛成立，就同時規(guī)劃做兩項工作，都上報國務院，得到批準。一項是李鵬年同志領導的、與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單位合作的《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還有一個是就是“歷代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史研究”。照理說，應該檔案資料大體先印出來，或中心的圖書館有力量協(xié)助搜羅有關史籍，再做研究?？墒侵行脑趧?chuàng)始階段，舉步維艱，這兩個任務卻同時開始，所以明清兩代歷史的研究撰寫確有不少困難。關系史研究工程，本來邀請不少同志參加。參與寫作的人分散在各單位，我們也訂制出大家都可接受的編寫體例，等大家把稿子交上來，再由我負責統(tǒng)稿。期間我去了日本，滯留3年，這對工作及參加者的積極情緒不無影響?；貋砗?，收到了各專家的稿件，或?qū)懙眠^于簡單，或?qū)懙念^緒繁冗。因此，多杰才旦同志和我商定不用，全書時代且改為從元朝寫到西藏和平解放。這書里清代的一部分，是我補寫的。因這時《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檔案史料匯編》初稿將近完成，我也得以使用，對清代西藏歷史的知識知道的更多了。同時，請社科院民族研究所的祝啟源同志撰寫民國部分，分量不輕。我?guī)退薷牧艘幌?，他很愉快地接受了。這時候，陳慶英同志調(diào)到了藏研中心，就委托他寫了元明這一大部分，我讀稿后未加修改。張云同志也在此時調(diào)來，請他分擔了清代3章，這樣才把全書稿子匯齊。沒想到定稿后，稿子交到中國藏學出版社，不知何故，8年多后才得以出版。

我在清史研究方面，不包括集體任務，大致只寫了26篇論文。與柳陞祺先生合作的幾篇論文，我覺得，一是題目選的比較合適，二是花的功夫比較多。1981年，柳先生已經(jīng)73歲，我是56歲，我們合寫了《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簽的經(jīng)過》，我想這恐怕是國內(nèi)頭一篇這方面的文章。關于這篇文章有2個有趣味的事情。當時，《民族研究》的編輯楊文矩同志委托馬大正同志來找我，說文章長了，中間有一段藏文轉(zhuǎn)寫可否不要。我說，恰恰需要，不能不要。印上這段轉(zhuǎn)寫，就是讓大家看，藏文史籍中也是承認有金瓶掣簽這件事的。還有一件事，是當時黃顥同志跟我說，你不要和柳先生一起寫這寫那了，還是好好搞你自己的吧。當時，柳先生跟我的想法是，文章有所為而寫，但不要寫成像過去文革時候那種大批判的文章，我們只要把事實說清楚了，道理自然就在這里擺著，人們也就不能不認可了。這也就是所謂的“意在言外”，“引而不發(fā)”。我有一位中學同學許曾重在社科院歷史所研究清史，他看了這篇文章，首先道出了其用意所在，對我說這篇文章談的是中國在西藏的主權(quán)，在學術與現(xiàn)實兩方面都明確肯定了清中央主持達賴喇嘛轉(zhuǎn)世。同在歷史所清史室的林永匡同志，一次遇到柳先生和我，當面稱贊這篇文章“擲地有金石聲”，捷克高馬士1991年來華在北京第一次藏學會上晤見時也給予贊許。他們都給我以知音之感。第二篇合寫的文章是《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洛?！へ惖ひ庀Ｉ绞论E述評》。這是1982年寫成的，可是中華書局后來把它印在《民族史論叢》中，就為時很晚了。中心黨組書記江平很欣賞這篇的文筆。第三篇是《清初第五輩達賴喇嘛進京及受封經(jīng)過》，這是1994年寫的。柳先生86歲，我已經(jīng)69歲了，從民研所調(diào)入藏研中心已有7年了。1993年陳慶英同志來京，任歷史宗教研究所的所長。他要編輯一本《藏族歷史宗教論文集》。我和柳先生商量要支持他，因此就寫了這篇。論文集在1996年由中國藏學出版社刊行。后來，柳先生告訴我，陳慶英同志說看得出來這篇文章是下了功夫?qū)懙?。上面說到的這3篇論文，是寫得比較扎實的。至于其他的研究論文，都是在撰寫《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系研究》和《西藏通史》過程中，附帶寫的。

1985年發(fā)表的《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任上改定章程問題》一文，用那時新出版的張其勤《清代藏事輯要》來對照《清實錄》與《清史稿·藩部傳》的有關記載。我不同意清末駐藏大臣聯(lián)豫與《藩部傳》批評琦善，說琦善把乾隆時的衛(wèi)藏章程全部廢棄。吳豐培[17]先生對我這個觀點不以為然。以后再讀《清代藏事紀要》，發(fā)現(xiàn)道光二十六年，琦善確曾奏請將前后藏的藏軍操防事宜責成噶布倫等經(jīng)理得到中央批準的記載，而我7年前寫此文述及琦善更改訓練藏軍成例一段，匆促疏忽，竟未加引用，也沒有向吳先生承認過失，至今覺得遺憾。

我翻譯外國學者的論文不多，只有日本佐藤長的3篇關于明代西藏史的文章，意大利伯戴克用法文寫的1篇關于清代西藏的文章。佐藤先生的文章是考據(jù) ，可以說用漢藏文史料對照，勾勒出明代西藏政治史的基本面貌。伯戴克據(jù)漢、藏及法文史料寫出清封輔國公首席噶倫沙札汪曲結(jié)布的生平，肯定他在道光咸豐時抵抗外國入侵西藏的輝煌功勛。他們兩位知識廣博，治學謹嚴，對我研究明清史很有幫助。我的若干篇翻譯文字，也都是經(jīng)過選擇，大多脫稿于改革開放之初，用意在供我們參考，庶幾有助于改變文革遺留的膚泛議論、不切實際的文風。

從我本人整個的研究工作來看，大部分論文都是集體大項目的副產(chǎn)品，自行選題撰作的較少。明清兩代研究成果，發(fā)表有前有后，內(nèi)容的時代順序參差不齊，可是現(xiàn)在排起來大致有點體系的樣子，這確實是原來沒想到的。如要我談寫論文的經(jīng)驗，大致是：

第一，一般來說，寫作之前，自己先編一個年表或日表來用，把事件的時間前后弄清楚。

第二，要對所研究的問題必讀的典籍、史料是哪些，盡力做充分調(diào)查，也就是說要有目錄學知識。這方面對我來說，倒不太難。明史方面，我從高中到大學都感興趣，在大學里聽過鄭天挺[18]先生開的明史的課。對清史也很感興趣，在大學時，讀過孟森[19]先生的《清史講義》。一般的明清歷史知識，還有些基礎。而目錄學方面，平常都比較留心。有哪些古籍，大致講什么，大體知道。有些史料不是一下子到手的，而是陸續(xù)出版或找到的。比如說，直到1990年以后，國內(nèi)才開始印出大部頭的《雍正朝漢文朱批奏折匯編》這一類的書，就是第一歷史檔案館和其他出版社輯錄出版的很大部頭的書?，F(xiàn)在這樣的書多起來了，嘉惠士林，給研究者節(jié)約時間，提供很大的方便，我使用時，每每由衷地感謝。但是，以前要用這些檔案的話，都必須去第一歷史檔案館查原檔，又不知道如何迅速查到所需要的材料。在刊印檔案方面，臺灣比我們起步早，先出版了清代滿漢檔案方面的書，但我們當時利用不方便。北京圖書館也存入一些臺灣方面出版的史料，最早借閱手續(xù)繁瑣，好像臺灣印的書里面有很多不該隨便看的東西似的。如看的是多卷本大部頭的書，弄不清楚所需要的資料究竟在新印的哪一冊里，而又不允許一次全部借閱，就需要反復索借多次，圖書館服務的同志就不耐煩了。那時候，為了查一個資料，藏研中心的圖書館沒有，北京圖書館又不好借，真是沒有辦法。有幾次，我都是去中國書店查，那里是把書都排在架子上，找到后抄一下就行，如研究清初第五世達賴喇嘛來北京的住處，需要參考《鴻雪因緣圖記》，我就用了這個辦法去查的。我們中心圖書館現(xiàn)在很像樣子，剛開始時書很少。

第三，歷史學論文的關鍵部分需要引證原文，一定要仔細地研讀原文，千萬不要誤解。應盡可能使用整理原始史料，恢復出當時歷史事件的面貌，盡可能少發(fā)表議論和評論。另外，雖然讀了很多材料，或有很多心得，可是，如果它們與文章的主題比較遠，最好把它變成小注，或者寫為附錄，或者留著以后再用。千萬不要都收在文章里。如果有意賣弄博學，這就不好，明眼人一眼就看出來了。文章初稿寫出后，自己應多次審改，這是人生樂事之一，一種享受。有時候，文章寫完后，擱一段時間再讀，發(fā)現(xiàn)自己寫得不好之處，內(nèi)容文字都應再作幾次調(diào)整修改。這樣，“知一重非，進一重境”[20]。發(fā)現(xiàn)自己哪里不對、不合適，加以改正，文章與人就一起進入了新的境界。

第四，寫歷史學方面的文章，一定要寫得簡要干凈。這恐怕是起碼的也是最高的要求。最好能做到不是同行的人也能看得下來。我認為，一切文章，無論是古文或者現(xiàn)代的語體文，寫得清楚明白才是最好的。過去的人說，文章寫得好，應像日光一樣明亮，玉石一樣潔凈，清泉一樣透徹見底。寫到這樣的境界才好，因它反映作者思維的清晰和條貫。要下大力做到這一點。至于其他個人風格，那在以后形成也不遲。

第五，在歷史研究上下功夫的話，就一個題目深入探討是必須的，但也要有全局性的了解，也就是所謂普通的歷史知識，以求做到能夠融會貫通。這需要多年的積累。過去我在學校讀書的時候，得書不易，只能雜亂地讀，雜亂地積累?，F(xiàn)在有些名家的書，不難到手，細讀一兩部，對我們幫助很大，就節(jié)約時間了。如《萬歷十五年》這樣的書，寫得很好，引人入勝。雖然只是說明代的萬歷朝的事，但一代制度也交代清楚了。吳晗[21]先生的《朱元璋傳》、朱東潤[22]先生的《張居正大傳》也應讀讀。至于清朝的歷史，我不知道有什么書好。孟森先生的《清史講義》可以看。他主要對清的開國，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的文字獄，雍正帝殘害手足等寫得比較多?，F(xiàn)在國內(nèi)出版的書，我看的很少，粗粗感覺一般教科書的意味比較濃，讀了沒有多大趣味。美國那幾位研究清史的學者的書倒可以讀一讀，如史景遷[23]的《曹寅與康熙》等等?！秳蛑袊鞔贰贰秳蛑袊砬迨贰?，也都可以看一看。恒慕義[24]主編的《清代名人傳略》收入的主要是清代人物，也包括幾名明末人物，由許多中外專家合作分條撰寫。恒慕義這本書，條文不長，不僅講名人的生平，還涉及傳主生活上的事情，如他與其他人物的關系，他的家族事情等等，包括了些許逸聞瑣事，讀來有趣味，而且，讀一個人的條文，也可以利用其提供的線索，再研究其他一些人和事。這樣的工具書，平日悶著沒事的時候，可以隨手翻一翻。這樣就感趣味了。

除了極少數(shù)天才，一般人不可能讀書一遍就不忘。但只要志趣純正，對某方面知識感興趣，想深入探索，有韌性、有耐心，日積月累，點滴的知識就漸漸化為自己的血肉。如同樹木，善于培植，它就在不知不覺中長大了。

我們做學問，模糊記得朱熹說過要“凡百放低”的話，也就是要求學者“一切放低”。從小到老，要時時夯實自己的學識基礎，要時常溫習讀過的好書和基本讀物。一直要謙虛，切忌虛驕。因為，從寫文章說，要出現(xiàn)硬傷的話，較少在專門研究的問題上，而多是在泛論上，在一些基本知識上。讀外文書也是這樣，難的不是專業(yè)詞匯，而是一些普通的字眼沒弄清楚，理解出錯。如翻譯，最好在全文譯出后，再仔細看幾遍，發(fā)現(xiàn)中間有的話同上下文隔閡不通，或全不合情理，這就該深思反省了，這里未必是作者之過，而多是自己根本沒有懂，甚至以己意為之。所謂“一切放低”，就是要重視根本知識和寫作修養(yǎng)，這是基礎、是最關緊要的。

至于其他一些怎樣做學問，怎樣遵循學術道德規(guī)范問題，我有一篇《做學問與做人》[25]的文章，刊登在2006年的《中國藏學》雜志上，在此就不多說了。

最后，瞻望藏族史研究前途，恐怕以后要靠新的檔案的公布、新的考古發(fā)現(xiàn)的推進，沒有這些，前進恐怕比較難了。對于研究藏族歷史的人來說，最好也要對社會學、經(jīng)濟學、宗教學、考古學等方面有稍多的理解，最好懷有成為多面手的意愿，以歷史為自己的專長，其他方面也有些造詣，這樣就不至于死抱著一棵樹。

我覺得，大凡一個人衣食無憂，得以專心于所愛的學術，力求深造而求有所貢獻，得到這樣的機遇，在茫茫人海中已是幸運兒了，真應該珍惜，與時俱進。另外，對于領導科學研究工作的人們來說，應該有中外學術史的一般知識，且了解我國學術界的實際情況，給研究人員以充裕的時間。沒有充裕的時間，不能自由獨立地研究和思考，全體學術水平的提高就比較難，著述上炒冷飯的現(xiàn)象，也就難于避免。

我們每篇文章都能要有新的認識和新的材料，這樣最好。

附：鄧銳齡明清西藏史研究論文譯文目錄

一、論文

明代：

1、《明代中央與烏斯藏的關系》（《西藏知識小叢書》，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第37—74頁）

2、《明初安定、阿端、曲先、罕東等衛(wèi)雜考》（《歷史地理》第2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95—110頁）

3、《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事跡補考》（原載《歷史地理》第10輯，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池田溫譯日文版《明朝初年出使西域僧人宗泐の事跡補考》，載于《東方學》第81輯，平成三年（1991）；《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25—146頁）

4、《明初使藏僧人克新事跡考》（《中國藏學》1992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11—124頁）

5、《〈賢者喜宴〉明永樂時尚師哈立麻晉京紀事箋證》（《中國藏學》1992年第3；《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64—185頁）

6、《明西天佛子大國師智光事跡考》（《中國藏學》1994年第3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47—163頁）

清代：

1、《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quán)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室印，內(nèi)部資料，1953年5月）

2、《清代在西藏實行金瓶掣簽的經(jīng)過》（與柳陞祺合著）（《民族研究》1982年第4期；柳陞祺英譯文載Social Science in China（《中國社會科學》）1986年第2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441—467頁）

3、《喬治·波格爾入藏的使命內(nèi)容及其執(zhí)行結(jié)果》（與柳陞祺合著）（《藏族學術討論會論文集》，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88—402頁）

4、《關于琦善在駐藏大臣任上改定藏事章程問題》（《民族研究》1985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468—478頁）

5、《第六輩班禪額爾德尼洛?！へ惖ひ庀Ｉ绞论E述評》（與柳陞祺合著）（《民族史論叢》，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403—440頁）

6、《結(jié)打木、楊打木二城考》（《中國藏學》1988年第2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66—283頁）

7、《關于1652—1653年第五輩達賴喇嘛晉京的兩個問題》（《民族研究》1995年第3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47—265頁）

8、《清初第五輩達賴喇嘛進京及受封經(jīng)過》（與柳陞祺合著）（《藏族歷史宗教論文集》，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6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02—246頁）

9、《清初闡化王入貢請封始末及其意義》（《中國藏學》1998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186—201頁）

10、《吳三桂叛清期間同第五輩達賴喇嘛通使始末》（《中國藏學》1998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284—299頁）

11、《1720年率軍進入拉薩的清軍將領——延信》（《中國藏學》1999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14—337頁）

12、《1720年清軍進入西藏的經(jīng)過》（《民族研究》2000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00—313頁）

13、《年羹堯在雍正朝初期治藏政策孕育過程中的作用》（《中國藏學》2002年第2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55—379頁）

14、《拉薩布達拉山東側(cè)康熙時漢文摩崖考釋》（《中國藏學》2003年第1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38—354頁）

15、《關于清雍正五年西藏阿爾布巴事件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2003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第380—387頁）

16、《岳鐘琪與西藏問題》（《中國藏學》2004年第3期）

17、《讀《〈西藏志〉札記》（《中國藏學》2005年第2期）

18、《拉薩現(xiàn)存雍正時摩崖考釋》（《西藏研究》2005增刊）

19、《1750年珠爾默特那木札勒事件的再思考》（《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

20、《第一次廓藏戰(zhàn)爭（1788—1789）中的議和潛流》（《中國藏學》2007年第1期）

21、《1789—1790年鄂輝等西藏事宜章程》（《中國藏學》2008年第3期）

22、《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之役（1791—1792）》（《中國藏學》2007年第4期）

23、《清乾隆朝第二次廓爾喀侵藏戰(zhàn)爭（1791—1792）史上的幾個問題》（《中國藏學》2009年第1期）

24、《清乾隆五十八年（1793）衛(wèi)藏善后章程的形成經(jīng)過》（《中國藏學》2010年第1期）

25、《中國古典小說中所見藏事的痕跡》（《西藏民族學院學報》2010年第5期）

26、《清代駐藏大臣色楞額》（《中國藏學》2011年第4期）

二、譯文

1、《元末明初西藏的形勢》，［日］佐藤長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歷史室編：《民族史譯文集》第9集，1981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931—1004頁。

     2、《帕木竹巴王朝的衰退過程》，［日］佐藤長著，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所歷史室編：《民族史譯文集》第14集，1986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1070—1081頁。

3、《明代西藏八大法王考》（上、中、下），［日］佐藤長著，《西藏民族學院學報》1987年第3、4期，1988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1005—1069頁。

4、《西藏攝政沙札·汪曲結(jié)布》，［意］L.伯戴克著，《中國藏學》1990年第4期；《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下），第1082—1097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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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牙含章（1916—1989），民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歷史、宗教和社會，主要著作有：《回回民族問題》（合著）、《民族形成問題研究》《達賴喇嘛傳》《班禪額爾德尼傳》《無神論和宗教問題》等。

[2]鄧銳齡：《清乾隆五十七年駐藏大臣權(quán)力二十九條譯文校注》［內(nèi)部資料］，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辦公室印，北京，1953年。

[3]據(jù)鄧先生說：1953年，中共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舉行了叫做“西藏工作座談會”的重要會議。參會者有張國華、范明、牙含章、王其梅等當時中共西藏工作委員會的負責同志和李維漢、楊靜仁、劉春、趙范、韓戈魯?shù)戎醒虢y(tǒng)戰(zhàn)部的同志，共約十幾位。前后舉行了約90多次會議。西藏和平解放時，主要有兩批軍隊進藏，一批從西南進藏，即張國華、王其梅等領導的十八軍，另一批從西北進藏，由范明、牙含章等領導。一段時期內(nèi)，兩批進藏隊伍的領導人中，從政策到同志關系，出現(xiàn)了一系列的爭論。中央統(tǒng)戰(zhàn)部奉命負責協(xié)調(diào)這方面的工作，召集有關同志到北京會談。

[4]學部民族研究所，全稱為中國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學部民族研究所，最早成立于1958年，隸屬中國科學院。1962年，中國科學院少數(shù)民族語言研究所（1956年建立）合并于中國科學院民族研究所。1977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該所遂改稱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2002年10月，更名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學與人類學研究所。

[5]翁獨?。?906—1986），著名史學家、教育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蒙元史。

[6]王森（1912—1991），著名藏學家、宗教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藏傳佛教史及因明學。

[7]鄧銳齡：《 元明兩代中央與西藏地方的關系》，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88年；《鄧銳齡藏族史論文譯文集》（上），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4年，第5—74頁。

[8]池田溫（1931—），日本著名敦煌學、唐史專家。

[9]譚其驤（1911—1992），著名歷史地理學家，我國歷史地理學科的主要奠基人和開拓者之一。

[10]佐藤長（1914—2008，Hisashi Sato），日本著名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吐蕃史，明代藏族史以及青藏高原歷史地理。

[11]史伯嶺（Elliot Sperling），美國印第安納大學哲學博士，主要研究領域為西藏歷史和漢藏關系史。

[12]石濱裕美子（石浜裕美子，Yishihama Yumiko），日本女藏學家。

[13]高馬士（Josef Kolmas，1933—）,捷克藏族史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漢藏關系史、西藏的歷史、宗教等。

[14]范德康（Leonard W.J.van der Kuijp，1952—）,著名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印藏佛教，西藏的文化和政治史以及蒙藏和漢藏關系史。

[15]阿拉斯泰爾·蘭姆（Alastair Lamb），英國學者，1930年出生于中國哈爾濱。主要研究領域為英屬印度與中國西藏關系史。

[16]伯戴克（Luciano Petech 又譯畢達克,1914—2010），意大利藏學家。主要研究領域為中國西藏和拉達克、尼泊爾等地區(qū)的歷史。

[17]吳豐培（1909—1996），著名藏學家，邊疆史地研究專家，版本目錄學、文獻學專家。

[18]鄭天挺（1899—1981）：著名歷史學家、教育家。

[19]孟森（1869—1937）：著名歷史學家，中國現(xiàn)代明清史研究奠基人。

[20]此句出自清代詩人袁枚著《續(xù)詩品》。

[21]吳晗（1909—1969），著名歷史學家、社會活動家，現(xiàn)代明史研究的開拓者和奠基者之一。

[22]朱東潤（1896—1988），著名傳記文學家、文藝批評家、文學史家，中國現(xiàn)代傳記文學的拓荒者和中國文學批評史學科奠基人之一。

[23]史景遷 (Jonathan D.Spence，喬納森·斯賓塞)，1936年出生于英國，美國著名漢學家。

[24]恒慕義（Arthur William Hummel，1884—1975），著名漢學家，美國國會圖書館東方部首任主席，創(chuàng)辦中美文化協(xié)會并任首任主席。主編《清代名人傳略》（Eminent Chinese of the Ch'ing Period），中國人民大學清史研究所有譯本，西寧：青海人民出版社，1995年。

[25]鄧銳齡：《做學問與做人》，載《中國藏學》2006年第2期，第54—56頁。

（作者：鄧銳齡口述 邱熠華、梁俊艷 整理并注 摘自：《中國藏學》2012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