洲塔先生1949年出生于甘肅省夏河縣拉卜楞鎮(zhèn)的一個書香門第，幼年就讀于歷史悠久的夏河藏小，少年時在夏河師范（現(xiàn)甘南藏族自治州師范學校）學習，1965年參加工作。1975—1983年，先后攻讀于西北民族學院（現(xiàn)西北民族大學）、中央民族學院（現(xiàn)中央民族大學），師從著名藏學家王沂暖、東噶?洛桑赤列學習，為其日后從事藏學研究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83—1986年，先生先后擔任甘肅省碌曲縣縣委副書記、夏河縣常務副縣長。1986—2003年任甘肅省藏學研究所所長，創(chuàng)辦學術期刊《安多研究》，任主編。2003年至今任蘭州大學西北少數(shù)民族研究中心教授、博士生導師，兼任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委員會專家，甘肅省藏學研究會副會長，甘肅省民族學、宗教學會副會長，《中國藏學》《西藏研究》《中國民族學》等刊物編委。
先生的研究成果先后榮獲珠峰獎、第四屆中華優(yōu)秀出版物圖書提名獎、全國高等院校優(yōu)秀教材獎、甘肅省哲學社會科學一等獎等多個獎項。2014年6月，先生主編的《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60冊被選為國禮贈送給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在國內(nèi)外藏學界引起了強烈反響。
40年來，洲塔先生筆耕不輟，先后出版藏漢文專著20多本、論文40余篇，整理出版苯教和藏傳佛教古籍近300冊。近日欣聞先生主持的國家出版基金資助項目《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第一輯）40冊問世，筆者于2017年6月17日在洲塔先生蘭州的家中采訪了先生，6月18日至26日，筆者又先后4次前往先生家中求證采訪中提到的有關事實。在采訪期間，先生回顧了自己從事藏學研究的艱辛歷程，講述了諸多不為人知的感人故事。
李志明（以下簡稱為：李）：洲塔先生您好，欣聞您主編的《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第一輯40冊已經(jīng)順利出版，首先向您致以熱烈的祝賀。據(jù)我們了解，您之前已經(jīng)整理出版了《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30冊、《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60冊、《藏族民間口傳文化匯典》60冊，此外您還公開出版了近20部藏漢文學術專著。今天我們想請您談一談這些年來搜集、整理古籍文獻方面的寶貴經(jīng)驗，為廣大年輕學者從事藏學研究，尤其是藏文古籍文獻整理方面提些建議。
洲塔先生（以下簡稱為：洲）：謝謝。2014年，《西藏大學學報》編輯部曾對我進行過專訪，當時我主要介紹了《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的內(nèi)容和價值[1]，今天就談一談這些文獻背后的故事。
眾所周知，藏族有著光輝燦爛的歷史。藏族人的祖先至遲在7世紀就已經(jīng)開始使用沿用至今的藏文，留下了卷帙浩繁的文獻資料，在中國56個民族中，藏族的歷史文獻僅次于漢族，位居第二。但是藏文文獻中可以說99%都沒有公開出版，且絕大多數(shù)都散落在民間，保存狀況不容樂觀。
我于1975年進入西北民族學院藏語系，師從王沂暖教授等著名藏學家學習，他們是我藏學研究的啟蒙老師。1979年西北民院本科畢業(yè)后，我于當年考入了中央民院，師從藏學大家東噶?洛桑赤列教授，系統(tǒng)學習了佛教哲學、西藏歷史檔案、藏文文獻學、藏族史、敦煌古藏文、藏傳佛教各派源流及其教義等課程。期間，季羨林、王森、王輔仁、王堯等著名學者都給我們授過課。如果說這些年我在藏學研究領域取得了些許成績，都與以上諸位恩師的教導密不可分。1983年結束學業(yè)，我回到故鄉(xiāng)甘南工作。
李：在您讀書的那個年代，像您這樣連續(xù)攻讀8年之久的情況似乎并不多見。東噶教授在文獻研究上對您有怎樣的影響？
洲：的確如此。當年我去西北民大讀書之前，已經(jīng)在甘肅碌曲縣工作近10年，周圍有些親戚朋友都不理解我為什么還要去上學，尤其我這一上就是8年。好在我的家人都非常支持我，尤其是我的母親。母親雖然沒上過一天學，但是她特別崇尚知識。她知道東噶教授是著名的活佛，就跟我說:“能在阿勒合[2]身邊學習，是你幾世修來的福氣，家里的事你不用你操心，只管安心學習，好好伺候阿勒合。就算我死了你也不要回來，只要阿勒合能為我念一段經(jīng)文，我就心滿意足。”在我讀書的那個年代，家鄉(xiāng)的人們文化水平普遍較低，很多人都不理解已經(jīng)是一名國家干部、捧上了“鐵飯碗”的我，為什么還要離家去讀書。有人跟母親說，別人的兒子要么發(fā)了財，要么當了官，你兒子怎么還在讀書，是不是學習太差留了級，畢不了業(yè)？母親的回答很有意思，她說：“我兒子學習應該不差，他以前讀的書都比較薄，但現(xiàn)在讀的書越來越厚，能看懂那么厚的書，學習肯定不差?！蹦赣H這種樸素的認識和堅定的支持，是我日后努力進取的動力之一。另外，夫人和女兒也給了我莫大的支持。我去中央民大讀書時女兒才5個月，我回來時她已經(jīng)四歲半了，雖然見過我的照片，但她根本認不出我。剛到家的幾天，女兒老問她媽:“這人是誰啊，怎么老待在我們家不走?”
其實讀書期間我也很想家，每到假期就請示東噶教授能否回家。老師一般都會很認真地問：“是不是家里出了什么事，還是有什么特別的事非回不可?”我老老實實回答：“其實也沒什么事，只是想回去看看家人。”老師說:“沒有特別要緊的事就不要回了，陪家人的機會以后多得是，跟我學習的機會恐怕以后就不會有了?！本瓦@樣我在北京整整待了4年，中間一次家也沒回過。
我踏上藏文古籍整理研究之路，深受東噶教授影響。在京求學期間，每年寒暑假，我都協(xié)助東噶教授在民族文化宮整理藏文古籍目錄。他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對龐雜的文獻進行分類、編目、撰寫內(nèi)容提要等。東噶教授學富五明，是國內(nèi)外享有盛譽的藏學家。他對藏文古籍的熟悉程度令人驚嘆。他寫東西有個特點，根本不用查閱參考文獻，往往是一氣呵成，所有重要文獻都裝在腦子里。當年他給我們布置了作業(yè)，有時候按時完成不了，同學們就會從古籍上抄一些來應付差事。這個時候，東噶教授會準確指出你是抄自哪本書、哪一章、哪一節(jié)，令人羞愧得無地自容。后來大家就再也不敢抄襲作業(yè)了。那時候沒有電腦，查找資料沒現(xiàn)在這么方便，我們遇到疑難問題就去找東噶教授請教，他總是能用最簡單的話語解答我們的疑問。這一點就像他寫的《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雖然語言通俗，但是分析問題往往入木三分，正可謂“深入淺出”[3]。東噶教授淵博的學識，由近年來整理出版的《東噶藏學大辭典》可見一斑，該書引用藏文古籍之豐富，令人嘆為觀止，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總干事拉巴平措先生稱贊其是“一部較全面的藏學百科性質(zhì)的辭書”[4]。文獻整理方面，恩師撰寫的《藏文文獻目錄學》一書簡明扼要、提綱挈領，一直是國內(nèi)民族院校藏文文獻學專業(yè)的必備教材。
當年我隨恩師學習藏傳佛教五部大論[5]，在最后講授《入中論》時，他刻意留下一部分不講。由于課程沒有學完，當時我感到非常遺憾，問其原因，老師說:“根據(jù)藏族傳統(tǒng)，師生之間要是所有課程都已講完，以后就可見可不見；要是課還沒講完的話，那就表示以后一定還要再見，把剩下的部分講完?！碑敃r聽完這話我也沒有在意，直到多年之后我才真正體會到恩師的良苦用心。1990年夏天，恩師從拉薩專程來到夏河我的家中住了3個多月，為我講述在校期間學習《入中論》所剩余的部分。上午他在家中為我授課，下午我們?nèi)ダ防闼路單墨I。拉卜楞寺藏經(jīng)閣內(nèi)保存有非常豐富的藏文古籍文獻，恩師每日在藏經(jīng)閣對我進行現(xiàn)場教學，耳提面命，期間還與拉卜楞寺的眾多高僧有過深入交流。征得恩師同意，這段時間講課的內(nèi)容我都錄了音。這些年由于各種事務繁雜，一直都沒能將這些內(nèi)容整理出來，從去年開始我已開始著手整理這批資料，爭取早日公布，讓更多的人能受益。夏河講學結束后，我又陪東噶教授朝拜了卓尼禪定寺、青海塔爾寺、佑寧寺、卻藏寺、夏瓊寺等安多地區(qū)的著名寺院，期間他又在各大寺院的藏經(jīng)樓為我進一步講解了藏文古籍文獻整理過程中需要注意的疑難問題。正是在這段時間內(nèi)，我才算是真正踏進了藏文古籍文獻整理研究的殿堂。臨別時，東噶教授將自己使用多年的一個奶茶桶、一副餐具和一套藏裝贈我，現(xiàn)在想來，老師或許是想將其衣缽傳于我[6]。我自知于東噶教授的知識，所學尚不及百分之一，實難當此大任。但老師對我的這份關愛之情，我將永遠銘記在心。
李：通過您的講述，可以知道東噶教授對您的藏文古籍研究產(chǎn)生了很大的影響。他的言傳身教，為您日后開啟相關研究奠定了厚實的基礎。我們非常欽佩您的刻苦精神，也很崇敬東喝教授的敬業(yè)精神，更為你們師徒間的這種融洽關系動容。我們注意到，您這些年整理的藏文古籍，既有苯教文獻，也有佛教文獻，您能否簡單為我們介紹一下是什么機緣促成您發(fā)掘了這么多的文獻？
洲：是的，我這些年搜集整理的藏文古籍，主要包括兩大塊內(nèi)容:一是苯教文獻;二是佛教文獻。
一、苯教文獻整理
我最早接觸宕昌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是在1984年[7]，那時我在甘肅藏區(qū)進行田野調(diào)查。有一天晚上，我住在宕昌一戶農(nóng)民家中，在昏暗的煤油燈下，看到他家的炕上放衣服、被子的柜子中有一摞經(jīng)文，就問能否取出來看看?；卮鹫f這些經(jīng)文很神圣，不能隨便看，他們也從來沒讓外人看過這些經(jīng)文，實在想看的話，需要專門選個日子，舉行一些儀式，焚香沐手之后才能開卷。
于是我就又在他們家住了好幾天，在一個選定的日子，我終于得見這批經(jīng)文的真容。當經(jīng)文呈現(xiàn)在眼前的時候，我感到特別震撼。所有經(jīng)文都是手抄本，里面充滿了神秘的符號、色彩豐富的圖案、還有諸多的縮寫字，辨認解讀非常困難，但很明顯是苯教經(jīng)書。此后我又走訪了周邊多個村落，了解到這些經(jīng)文在當?shù)亓鱾鞣浅V泛。我對文獻的保存狀況一一作了詳細記錄，但當時囿于條件所限，也未拍攝多少照片，只抄錄了其中一小部分內(nèi)容。
從宕昌回來不久，甘肅省批準成立甘肅省藏學研究所，我便投入到藏學所的籌備工作之中。當時省上雖然發(fā)文批準藏學研究所成立，但是具體的人員、經(jīng)費都沒有著落，于是我就一次次到有關部門協(xié)調(diào)，遞交各種材料。那時候經(jīng)費很緊張，到蘭州后就住車站附近招待所十幾個人的大通鋪，那里面人來人往，吵得要命，甘肅省藏學研究所的大多籌備材料就是在這樣的環(huán)境中寫成的。最終在時任甘肅省民族事務委員會主任楊應忠先生的大力支持下，甘肅省藏學研究所終于得以順利開展工作。我是研究所首任所長，直至2003年調(diào)入蘭州大學才卸任。由于當時研究所的重點工作是藏傳佛教研究和拉卜楞寺藏文獻的整理，我就未能對宕昌發(fā)現(xiàn)的苯教經(jīng)文作進一步的追蹤研究。
在從事藏學研究的過程中，我越來越感受到，要想真正搞清楚藏文化的根源，必須從苯教入手。苯教和佛教對藏文化的影響不同，苯教的影響主要是在民間的宗教實踐層面，比如藏區(qū)普遍存在的山神信仰、圣湖崇拜，都有苯教的印記；民間普遍存在的家神、灶神信仰，招魂儀式，等等，無不與苯教密切相關。而佛教的影響則集中在哲學思想和倫理方面，其精深的教義也主要在寺院的僧人中傳播。就如丹珠昂奔先生所言，“藏族文化是一種以苯教文化為基礎，佛教文化為指導，并吸收了漢文化和一些其他民族文化的文化”[8]。正因如此，我又開始了對民間苯教文獻的搜集整理。
大概從2000年左右開始，我又多次前往宕昌，對以前登記的那批經(jīng)文逐一拍照，分類整理。2011年12月，這批文獻集結為《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共30冊，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出版。因為這批文獻圖畫眾多、縮寫字豐富、夾雜了方言、書寫極不規(guī)范，與現(xiàn)在通行的藏文存在很大的差異，很多文字和符號在電腦上根本無法顯示，要是采用傳統(tǒng)的古籍整理方法，很容易遺失掉很多寶貴的文化信息。鑒于此，我們采用了彩色影印出版的方式，旨在盡可能保持文獻原貌，以便日后的研究者能夠使用上真實可靠的第一手資料。
宕昌文獻是國內(nèi)外首次大規(guī)模的結集出版民間苯教文獻，沒有相關的經(jīng)驗可供借鑒。為了斷定這批文獻的成書年代，我們帶著資料遠赴北京、拉薩、西寧、成都等地請教有關專家。藏族傳統(tǒng)歷史認為，藏文的創(chuàng)造是在藏王松贊干布時期（617—650年），但苯教史書記載早在此前就有象雄文存在。因為宕昌文獻中有很多書寫極不規(guī)范，考慮到一種文字從其產(chǎn)生到成熟，需要經(jīng)歷一個漫長的發(fā)展過程。在多方征求意見之后，我們提出宕昌文獻中有一部分的成書時間或早于7世紀，這一觀點在藏學界引起了爭鳴。由于這些文獻絕大多數(shù)都沒有題記，沒有記載抄寫年代，且內(nèi)容主要涉及宗教儀軌，很少提及相關社會背景，可資借鑒對比的文獻少之又少，所以很難像敦煌文獻那樣根據(jù)其記載的歷史事件或題記，對照漢藏文史料來斷定書寫年代。
無論如何，這些經(jīng)文中的很多內(nèi)容都可以得到敦煌古藏文文獻的印證，而且也與后期雍仲苯教分類中的“四因苯”密不可分[9]。所以我們推斷這批文獻中的絕大多數(shù)應該抄自更加古老的寫本，作為圣物在民間代代相傳。其成書年代的最終確定，還待有識之士進一步探索。
在宕昌文獻的整理過程中，我們發(fā)現(xiàn)很多民間苯教文獻的分布范圍遠及甘肅迭部、四川若爾蓋、松潘等地，于是我們將搜集的范圍擴大到了甘肅、青海、四川的廣大藏區(qū)，對區(qū)內(nèi)民間苯教文獻展開了“地毯式”搜索。在此過程中，由于阿旺嘉措等優(yōu)秀青年學者的加入，我們的研究進行得更加順暢。2012年12月，《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60冊由甘肅文化出版社彩色影印出版。由于已經(jīng)積累了一定的經(jīng)驗，這批文獻的編排更加科學合理，裝幀也更為精美，使用起來也更加方便。
以上兩套大型叢書，涉及苯教信仰、天文、歷算、醫(yī)學、民俗等豐富的內(nèi)容，是研究古代藏族宗教信仰，特別是民間苯教和社會生活的珍貴資料。以往學界對佛教傳入之前吐蕃究竟有沒有苯教的看法并不一致，主要依據(jù)敦煌文獻中零散的資料來研究吐蕃時期的本土宗教。這兩套書的出版，填補了國內(nèi)外民間苯教文獻整理研究的空白，極大地豐富了藏族本土宗教研究的資料，得到了藏學界的較高評價，被譽為“藏經(jīng)洞式的重大發(fā)現(xiàn)”，國內(nèi)外諸多高等院校、科研院所、苯教寺院等紛紛購藏，并與我個人聯(lián)系交流。2014年6月，《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作為國禮贈送給牛津大學波德林圖書館，從另一個側(cè)面反映了這些文獻的價值。
遺憾的是，國內(nèi)對這些文獻的系統(tǒng)研究成果還不是很多。據(jù)我了解，國外哈佛大學、漢堡大學都已成立了相關團隊著手研究這些資料，在此我也希望有更多的年輕人能夠在這方面有所作為。
二、佛教文獻整理
藏傳佛教一直以來都是藏學研究的核心。隨著佛教的傳入，藏地的高僧大德們翻譯出了幾乎所有的印度佛教典籍，按照佛陀言教和印度論師撰述的原則，編輯成《甘珠兒》和《丹珠爾》刻板行世，也就是藏文《大藏經(jīng)》。但是藏族僧人的論著，一般都以文集的形式流傳，并未收入《大藏經(jīng)》。與《大藏經(jīng)》相比，藏族歷代高僧為《大藏經(jīng)》所做的卷帙浩繁的注解，以及汗牛充棟的教法史、高僧傳、王統(tǒng)記、教歷等，數(shù)量更加龐大，內(nèi)容更加豐富，對研究藏族歷史與社會意義更加重大。但是目前已經(jīng)整理出版的藏文典籍數(shù)量極為有限，更多的珍貴文獻散佚在民間，得不到有效應用。長期以來，我都為這種狀況深感憂慮。
在甘肅省藏學研究所工作期間，我跟同事們一起整理了拉卜楞寺典藏的部分古籍。但是我們的目光并不局限于拉卜楞寺，我們幾乎走遍了西藏、甘肅、青海、四川、云南5省區(qū)藏區(qū)，行程幾萬公里，進行田野調(diào)查，搜集整理民間珍貴文獻資料。那時候藏學所經(jīng)費緊張，家人每年都要為我準備上百斤牛肉干。在外調(diào)查期間，我常常是糌粑就牛肉干，所以被人戲稱為“糌粑所長”。上世紀90年代初的一個秋天，我跟同事們?nèi)デ嗪Ｓ駱洳刈遄灾沃菟鸭墨I。早晨7點吃過糌粑，我們從囊謙趕往玉樹，計劃中午在玉樹吃飯。但途中遇到暴雨，汽車陷入泥中無法前行，不到200公里的路，我們整整走了22個小時，期間滴水未進，真可謂饑寒交迫。次日凌晨5點到達玉樹，街上連個人影都沒有，根本找不到吃飯的地方。我說先到賓館休息，天亮后再找地方吃飯，但同事們知道當時所里經(jīng)費并不寬裕，都說天馬上就亮了，何必浪費住宿費，在車上瞇一會兒就行了，很快，車上鼾聲如雷。
相比之下，挨餓受凍還是小事，有時候甚至會有生命危險。有一次我們在拉薩聽到林芝地區(qū)有一批珍貴文獻，便驅(qū)車前往查看。途中遇到暴雪，在離南迦巴瓦峰不遠的地方，道路被堵死，汽車要掉頭根本不可能。幸運的是恰好遇到解放軍的車隊路過，幫忙把車拖了回來。我們的車剛被拖回來，大家眼睜睜地看著前面的一輛卡車被滾落的雪球砸入了波濤洶涌的雅魯藏布江中，司機都沒來得及下車。積雪足有一米深，根本找不見路，我就下車用手扒開雪找路，不一會兒兩條胳膊都凍僵了。
2003年初我調(diào)入蘭州大學，條件有所改善，搜集整理文獻的工作繼續(xù)進行。在蘭州大學，我指導了幾十名民族學、藏學專業(yè)的碩士、博士研究生。我指導的研究生大都來自內(nèi)地，很多人以前從沒到過藏區(qū)。每年我都要帶學生到藏區(qū)進行田野調(diào)查，安頓好學生后，我就走村串寺搜求文獻，遇到珍貴資料便一一拍照存檔。
此次結集出版的《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第一輯）40冊，只是這些年我所搜集到的珍貴文獻中的一小部分，接下來還要陸續(xù)出第二輯、第三輯，全部出齊預計有120多冊。
李：洲塔先生您的治學精神是我們年輕人學習的榜樣。接下來我們想請您著重介紹一下《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的內(nèi)容和價值。
洲：好的。那我就從內(nèi)容和價值兩個方面簡要做些介紹[10]。
（一）《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的主要內(nèi)容
這批文獻全部為手抄本，其中很多是成書于藏傳佛教后弘期初期的孤本文獻，囊括了后弘期初期藏傳佛教諸派高僧大德的生平傳記、道歌、教法史、佛經(jīng)注疏、禮贊等稀見著述。
我這里簡單舉兩個例子來說明它的內(nèi)容?！栋蛥f(xié)》[11]被認為是現(xiàn)存最古老的藏文歷史著作，有多個不同版本傳世。本次出版的手跡珍典，我們收錄了一個新發(fā)現(xiàn)的《巴協(xié)》版本、共62頁，為《巴協(xié)》版本的對勘提供了新資料。另外，我們還收錄了瑪爾巴（1012—1097年）、米拉日巴（1040—1123年）等大成就者的傳記，僅《米拉日巴傳》就有6個不同版本，有一個版本聲稱是米拉日巴家族的一位子弟在跟隨上師講經(jīng)傳法、調(diào)解糾紛的過程中每天所做的記錄，如果屬實，則為當朝人寫當朝事，具有“實錄”性質(zhì)，史料價值不言而喻。
（二）《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的價值
這批文獻的價值，體現(xiàn)在以下5個方面：
一是史料價值。著名歷史學家傅斯年先生說“歷史學就是史料學”，歷史研究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找東西”。40多年來，我跟我的團隊上到西藏阿里，下至安多、康區(qū)，幾乎走遍了5省區(qū)所有藏區(qū)，深入村莊、帳篷、寺院，搜求故紙，抄錄金石銘文，算是傅先生治史原則的積極實踐者。無論治藏族史還是藏傳佛教史，史料都是基礎。以往藏學研究，可以使用的資料極為有限，學術界最常引用的藏文史書大概也就幾百種，這與藏文典籍的存世數(shù)量極不相稱。據(jù)我們初步研究，這批文獻記載了7—13世紀藏區(qū)各地的宗教信仰、社會生產(chǎn)、風土人情等方面的豐富信息，有些資料還提及南亞尼泊爾、不丹、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等國的歷史，對拓展以上地區(qū)宗教史和社會史研究，都有極為重大的意義。
二是文化價值?，F(xiàn)在的中國是一個崛起中的大國，早已不是鴉片戰(zhàn)爭后那個積貧積弱的落后國家。20世紀初期，敦煌藏經(jīng)洞的大量珍貴文獻和文物被西方列強瓜分，導致了“敦煌在中國，敦煌學在國外”的怪像，成為中國學人的世紀之恨。我在搜集資料的過程中也曾遇到一些境外學術機構的人員，乃至很多不法分子也在覬覦這些珍貴資料。很多時候，我們的古籍搜集整理就像一個不見硝煙的戰(zhàn)場，需要搶抓機遇，主動出擊。如果我們猶豫不決、躊躇不前，很可能資料就會被其他國家拿走。我們決不能重蹈覆轍，陷入“西藏在中國，藏學研究在國外”的怪圈。這批文獻的出版，也是對國家文化安全戰(zhàn)略的一點貢獻。
三是版本學價值。這批資料大都保存在藏區(qū)各大寺院或農(nóng)牧民家中，多被奉為鎮(zhèn)寺之寶或傳家寶，大都密不示人。有時候一種資料由不同的寺院或家庭分開保存，研究者若想見其全貌幾無可能。所以我們將這些歷盡艱辛搜集到的文獻，全部彩色影印出版，最大限度地保留了文獻原貌，希望可以推動藏文書籍版本學的研究。
四是文字學方面的價值。這些資料大都成書年代早，橫跨幾個世紀，書寫方面有鮮明的時代特點。對其進行研究，有助于推進藏文發(fā)展史的研究。
五是示范引領價值。我們開展的藏文古籍文獻整理研究工作，可以為國內(nèi)其他少數(shù)民族，乃至漢族的古籍文獻整理提供可資借鑒的經(jīng)驗。
實際上已經(jīng)有一些學者認識到了這批資料的價值，雖然出版時間不長，清華大學、中國藏學研究中心等機構的學者已經(jīng)跟我聯(lián)系，提出下一步想對這些資料進行全方位的研究，相關事宜正在商談當中。
李：非常感謝老師的介紹。以上您主要談了在藏文古籍文獻整理方面的代表性成果。但是我們注意到，除了整理古籍，您這些年也一直筆耕不輟，前后出版了20多本藏漢兩種文字撰寫的學術專著，40多篇高質(zhì)量的學術論文，您是否打算出版自己的藏學研究文集？
洲：搜集資料的目的是為了保存資料，使用資料。這些年我根據(jù)自己掌握的資料，寫了一些論文和專著，近幾年也有出版社跟我聯(lián)系出版文集的事。但我常想，自己的著作跟歷史上高僧大德的著述相比，根本不值一提。近十幾年來我一直忙著整理古籍文獻，想著先把這些珍貴的資料出版，沒顧上修訂自己的文集。一來是因為我覺得古籍文獻本身的價值值得我去付出；二來也是因為文獻搜集整理十分枯燥，不太容易出成果，年輕人一般不太愿意從事這項工作，而我作為一個從事藏學研究40多年的藏族學人，深感責無旁貸，有義務將先輩創(chuàng)造的這些寶貴精神財富公之于眾，為推動藏學研究提供一些新的養(yǎng)料。至于我個人的文集，要是各方面條件成熟就出，實在出不了也沒關系。
李：洲塔先生，您太謙虛了。我們知道您的成果在藏學界影響很大，尤其是您關于藏族部落制度研究的系列成果，比如《甘肅藏族部落的社會與歷史研究》《阿柔部落歷史文化研究》等，已經(jīng)成為部落研究的典范。你的成績有目共睹，我們熱切期待您的文集早日出版。
還有一個小問題，我們粗略統(tǒng)計了一下，你整理出版的古籍文獻和口傳資料，加起來近300冊，此外您還撰寫了20部專著和40多篇論文，能否為我們透露一下您的治學“秘訣”？
洲：謝謝。秘訣倒談不上，非要總結一下的話，我想今天能夠取得這點成就，主要有4點原因。
一是師友的無私幫助。在我求學的過程中，遇到了很多杰出的老師，他們以自己的人格和學術樹起的豐碑，是我永遠的榜樣。一路上，我也得到了諸多同事、朋友的包容與幫助。尤其是在古籍文獻的搜集過程中，淳樸善良的藏族僧俗民眾，給予了我寶貴的信任。他們很多人與我素昧平生，但卻慷慨地為我提供了許多珍貴文獻，使其能夠最終呈現(xiàn)在廣大讀者面前，他們才是藏族文化真正的守護者與傳承人。
二是濃厚的興趣。上世紀80年代初，我曾在地方上擔任過副縣長、縣委副書記等行政領導職務。后來我發(fā)現(xiàn)自己不太適合行政工作，只有坐在書桌前閱讀或?qū)懽鞑攀亲顬閻芤獾臅r刻，于是我毅然踏上了學術研究之路，很多人認為我放棄優(yōu)厚的待遇搞學術研究很“傻”。這一路走來，雖然也遭遇了種種困難，但是因為從事的是自己最為喜歡的事業(yè)，所以我一點都不后悔。
三是個人還算比較努力。我深知自己資質(zhì)平平，所以一直以來都比較用功。舉個例子，以前在甘肅省藏學研究所工作的時候，家里住的是平房。除了上班，其余時間我基本都在家里閱讀寫作。家人出門的時候我讓他們把我反鎖在家里，遇到有人來找，只有特別要緊的事，我才會把鑰匙從房頂扔出去，讓客人自己開門進來。每年春節(jié)，我只用3天時間用來走親訪友，接下來又讓家人把我反鎖在書房中，極少參加各種聚會。
四是家人的大力支持。幾十年來，夫人任勞任怨，幾乎承擔了所有家務，既要上班，又得操持家務，為家庭付出了太多的辛勤勞動。如果不是夫人及家人在背后默默地支持，我不可能取得今天的成績。借此機會，我也向所有幫助我、支持我的老師、親朋、同事、學生們說一聲感謝。
李：非常感謝老師的分享。另外我們得知，由您主持的《藏族土司資料集解》（20冊）和《藏族部落史料全集》（20冊），被列入了最近公布的《“十三五”國家重點圖書、音像、電子出版物出版規(guī)劃》，在此向您致以熱烈的祝賀！
洲：謝謝。對我來說，更多的是壓力，是一份沉甸甸的責任。2012年夏天，我不顧家人、朋友、醫(yī)生的勸阻，執(zhí)意跑到西藏阿里地區(qū)搜集文獻，導致心腦血管疾病發(fā)作，至今還沒有完全恢復過來。接下來，我想先稍微休整一下。不過也清閑不了，還有太多的工作需要去做。
李：非常感謝您能接受我們的采訪。您一定要保重身體。最后我們祝您早日康復，闔家幸福，健康長壽，扎西德勒。
洲塔先生藏文古籍整理成果目錄
1.洲塔，洛桑靈智多杰，莊虹:《甘肅宕昌藏族家藏古藏文苯教文獻》（30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1年12月第1版。
2.洲塔，阿旺嘉措，道吉才讓:《甘肅青海四川民間古藏文苯教文獻》（60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2年12月第1版。
3.洲塔，道吉才讓:《藏族苯教醫(yī)典》（3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3年12月第1版。
4.洲塔，噶瑪?shù)吕?《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第一輯）》(40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5.洲塔，阿旺嘉措，道吉才讓，葉靜珠穆,何延華，巨晶，李志明：《藏族口傳文化匯典(第一輯）》（60冊），蘭州：甘肅文化出版社,2015年12月第1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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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參見尕藏尼瑪：《一分耕耘一分收獲——訪藏族著名學者洲塔教授》，載《西藏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4年第1期。
[2] 阿勒合(a lags)是安多藏語中對活佛的尊稱。
[3] 洲塔教授曾專門撰文對該書進行了詳細的述評。參見洲塔:《東噶?洛桑赤列〈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述評》，載《西藏研究》2014年第4期。
[4] 參見拉巴平措:《東噶藏學大辭典》前言，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2002年版，第6頁。
[5] 指《釋量論》《現(xiàn)觀莊嚴論》《中觀論》《俱舍論》《律宗論》，是藏傳佛教顯宗學院最核心的學習內(nèi)容。
[6] 2016年8月5日，我們在洲塔教授夏河的家中見到了當年東噶教授贈送的奶茶桶、餐具和衣服。
[7] 尕藏尼瑪?shù)奈恼绿峒笆?992年，我跟洲塔老師多次求證之后，他確定是1984年首次接觸到宕昌苯教文獻，1992年是第二次去宕昌，為《甘肅藏族部落的歷史與文化研究》一書的撰寫搜集資料。
[8] 參見丹珠昂奔:《佛教與藏族文學》，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第7頁。
[9] Henk Blezer也持這一觀點，他多次引用阿旺嘉措提供的白龍江流域民間苯教文獻，指出這些民間苯教文本和敦煌文獻中記載的有關故事，以及11世紀初期編纂的苯教經(jīng)典文獻存在密切的關聯(lián)性。參見See Henk Blezer.It All Happened In Myi Yul sKyi Mthing：A Crucial Nexus of Narratives Pointing at the Proto-Heartland Of Bon? In Alex Mackay, Anna Balikci-Denjongpa, Bud-dhist Himalaya:Studies in Religion, History and Culture. Volume I：Tibet and the Himalaya. Gangtok,2008.
[10] 這部分內(nèi)容由筆者提供給蘭州大學新聞中心，以《蘭州大學洲塔教授主編〈藏傳佛教高僧弘法手跡珍典〉出版發(fā)行》為題，發(fā)布在2016年6月2日的蘭大新聞欄目。網(wǎng)址：http://news.lzu.edu.cn/c/201606/40119.html.
[11] 《巴協(xié)》是最早記載佛教傳人西藏的重要史籍，其原始寫本大概成書于8世紀末。
（本文作者：李志明，摘自《西藏研究》2017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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