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堯：我參加歷屆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

王堯教授1928年生于江蘇漣水，原就讀于南京大學中文系，1951年就讀于中央民族學院，師從著名語言學家于道泉先生學習藏文。曾任奧地利維也納大學、德國波恩大學、加拿大多倫多大學客座教授，現(xiàn)為中央民族大學藏學院教授、國務院參事、北京大學兼職教授、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特邀研究員、波恩大學《藏文歷史文獻》刊編委(1981年起)。著有《敦煌本吐蕃歷史文書》《吐蕃金石錄》《宗喀巴評傳》《西藏文史考信集》(大陸版和臺灣佛光出版社)等十余種，發(fā)表論文數(shù)百篇。新近有《王堯藏學文集》(5卷，中國藏學出版社)問世。王堯先生代表中國藏學學者參加了七屆國際藏學會議，為中外藏學的交流做出了卓越貢獻，以下回憶錄便是根據2011年5月王先生的口述整理的。

我今天把國際藏學會議的歷史先說一下吧。國際藏學會議成立的時間是20世紀70年代，成立的原因是當時歐洲的一些年長的藏學家們，為了紀念西方最早的一位藏學家——匈牙利人喬瑪①——而舉辦的。第一次國際藏學會議是在匈牙利召開的，第二次是在維也納召開的。但是當時的國際藏學會議都是老年的藏學家在參與，沒有青年人，于是青年人就有些不服氣，覺得既然是國際藏學會議，為什么只有老人參加，而沒有青年人的機會呢？在1976年，這些青年人就在瑞士的蘇黎世舉辦了第一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那時參加的人很少，只有七八個。他們?yōu)闀h定制了一些規(guī)則，并且決定第二次會議要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行。第二次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在由阿瑞斯·馬可②主持，時間是1979年。但是，這兩次青年藏學家會議，都沒有中國人參加，當時我們甚至連消息都不知道，因為當時中國的“文化大革命”剛結束不久。

1981年的時候，第二屆紀念喬瑪?shù)膰H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維也納舉辦，喬瑪雖然是匈牙利人，但在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以前，奧地利和匈牙利屬于一個國家——奧匈帝國，所以，為了紀念喬瑪，第一屆國際藏學會議的舉辦地點是匈牙利的布達佩斯，第二屆就是在奧地利的維也納。我當時去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國際藏學會議，參加會議的過程中，舉辦方就說：“下一屆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們也邀請你參加?！?/p>

我問他下一屆是第幾屆，他們說下一屆是第三屆。接著他們又把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邀請書拿給我看，舉辦地點是美國紐約的哥倫比亞大學。

1981年的維也納之行是我的第一次出國經歷，那時文革剛剛結束。文革期間，知識分子的遭遇很苦的，我算是趕巧了，1981年的時候，來了兩個德國人，他們想要邀請我的老師于道泉先生去維也納參加第二屆紀念喬瑪?shù)膰H藏學會議，但于先生說自己年紀太大了，不方便去參加，就把我推薦給了他們。這兩位德國人就來到了我家，其中有一位能講漢語，是位漢學家，叫做邦克(W.Benck)。他們說在維也納要召開第二屆紀念喬瑪?shù)膰H藏學會議，邀請我也去參加，我說我不去，因為當時文革剛剛結束，國家沒有經費支持的，恐怕我去不了。他們就說讓我不用擔心，會議期間的一切費用他們會提供，還說是于道泉先生介紹他們來找我的，說于教授是個了不起的人，80歲的人了，德文還記得那么清楚。那當然了，于道泉先生早年在德國待過兩年，德文很棒，英文、法文也都非常棒，這是他勤奮學習的結果。后來經過與家人的商量，我決定去參加這個“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那一年我53歲。

出國之前，我就在國內一邊辦理各種復雜的出國手續(xù)，一邊準備會議需要的論文。我當時準備了兩篇，一篇是關于語言的，叫做《藏語mig(目)古讀考》，談的是藏語里“眼睛”這個詞在古代的讀音究竟是什么樣的，從而論證現(xiàn)代藏語口語與文字的距離。“眼睛”這個詞用拉薩口語讀作“mig”，是高降調，既然是高降調，就說明這個詞應該是有前加字或上加字的。但實際上現(xiàn)代藏文中“眼睛”既無前加字又無上加字，它們到哪里去了呢?我曾經在嘉絨、安多和康區(qū)做過調查，發(fā)現(xiàn)安多話和康巴話都在不同程度上將“眼睛”的前加字或上加字讀出來，而最有意思的是嘉絨話，雖然嘉絨地區(qū)的人很多不懂藏文，但他們都把“眼睛”一詞的前加字和上加字全部都讀出來了。所以這就證明了最古老的藏語方言是嘉絨方言，接下來是安多方言，然后是康巴方言，最現(xiàn)代的、最年輕的是拉薩方言。另一篇論文叫做《宋少帝趙顯遺事》，寫的是宋朝的一個小皇帝，被蒙古人俘虜以后，被送到薩迦，在薩迦的寺廟里做了34年僧人的一段歷史。這位皇帝后來就完全成為藏人了，藏名叫做卻吉堅贊。他把《大乘因明入正理論》這本佛典從漢文翻譯成了藏文，在這本書的結尾，他也用藏語寫上了自己的身份——“大漢天子出家”。于是我就翻閱了很多史料來查找與這個人有關的信息，發(fā)現(xiàn)了與這個歷史人物有關的很多故事。這就是我在 1981年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會議上提交的兩篇文章，那時參加會議的都是年紀很老的人，而且沒有中國人，我去了之后，他們都感覺很新奇，因為他們一直認為盡管西藏是中國的，中國人在管理西藏，但是中國人對藏學不重視，藏學也搞得不好。但他們對我的這兩篇論文還是很感興趣的，于是他們邀請我參加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

我從維也納回到北京以后，就開始準備明年會議的論文了。在準備論文期間，他們派了一個人與我經常聯(lián)絡，那個人是哥倫比亞大學南亞研究所的一位研究人員，叫做巴布若·阿吉茲③，她學習過藏語，大概是安多方言，她是做人類學、社會學研究的。她到了北京以后，就邀請于道泉先生和我一同參加這次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我和王輔仁④接待了他。巴布若·阿吉茲是黎巴嫩人，幼年移居到美國，入了美國國籍，但她的血統(tǒng)是中亞的，是一位穆斯林。后來我們帶她去見于道泉教授，于教授很開心，他們聊得很投緣。因為阿吉茲曾經從美國到英國留學，在倫敦大學的亞非研究所待過幾年，他的導師是海門道夫(C.Von Fürer-Haimendorf)，海門道夫跟于道泉先生以前就認識，因為于道泉先生曾經在倫敦大學教書9年呢。他們聊得非常開心，阿齊茲很佩服于先生，她說：“于先生真是了不起，我多年沒有聽過東方人能講如此地道標準的、倫敦西部的官方口音了。”她很佩服于先生，一定要邀請于先生去參加第三屆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其實國際藏學界早就知道于先生了，于先生曾在法國留學5年，在英國教書9年，在德國待過2年，一共在歐洲學習工作過16年。但先生回國之后，國際藏學界就一直沒有他的消息?，F(xiàn)在阿吉茲見到他了，自然非常高興，想要邀請他，還有我跟王輔仁一同出國。但當時的國際青年藏學家會議的主持人威利⑤對我說，我們只給你提供一張機票，以及你與會期間的費用，供你學習和訪問，意思是于先生和王輔仁需要自費，這我就不知如何是好了。后來由于于先生的家人不同意他出國，不放心他的身體，因為于先生當時已經80多歲高齡了，所以先生就沒能參加那次會議。

1981年9月，我在奧地利維也納參加了“第二屆紀念喬瑪國際藏學研討會”，當時參加會議的中國人只有我一個。與會的代表，有很多藏族人，到我登臺的時候，我便用拉薩藏語向在座的所有藏族學者致意，說了大概3分鐘。臺下的外國人都感到非常驚訝，他們對彼此說：“He is speaking Tibetan! He is speaking Tibetan!……”因為在當時的外國人眼里，漢族的藏學家都是不會講藏語的，覺得中國的藏學界很不一樣，所以當我一說藏語，他們都感到很奇怪，很新鮮。

在維也納參加會議期間，我見到了李方桂教授⑥和張琨教授⑦，他們都是語言學家，李方桂先生是張琨先生的老師。他們兩位是原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教授，與于道泉先生是同事。張琨先生是馬學良先生⑧的妹夫，他的妻子就是馬學良先生的妹妹馬瑞玉。馬學良先生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張琨先生當年是自費留學美國，馬瑞玉在資金上給了他很大的幫助，變賣首飾，全力以赴支持張琨先生出國留學。誰料想以后幾十年的天各一方、永難相見？

在維也納，我還結識了邦隆活佛⑨和噶爾美博士⑩，邦隆活佛旅居德國，噶爾美博士旅居法國，是著名藏學家石泰安?的弟子。我們一直保持著來往。以后的歷屆國際藏學會議上也經常見面。1983年春天，我應石泰安先生之邀到了巴黎訪問，那都是石泰安教授的精心安排。在巴黎，我到圖書館看敦煌藏文卷子，并結識了一批藏學界朋友。

在維也納的會議上，我還認識了烏瑞教授?，他是匈牙利人，在維也納大學的藏學一佛學系講授佛學，也是位共產黨人，他的藏學研究一直都秉承著客觀、公正的觀點。1983年，我應聘到維也納大學藏學一佛學系擔任了一年的客座教授，也就是接了烏瑞先生的工作。以后，一直聯(lián)系不斷。他把90多篇論文抽印本送我，使我對他的工作成績有了進一步的了解。隨后這些論文也在《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上陸續(xù)發(fā)表。這次維也納的國際藏學會議，算是一次成功的國際交往吧！

1982年，我在美國哥倫比亞大學參加了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從第三屆開始，國際藏學界開始比較廣泛地邀請中國學者參加。

于道泉先生由于身體和經費的原因，沒能出席。因為當時中國的大學，對出國訪問的學者，是不提供經費支持的。所以，參加這次國際藏學會議的中國人，還是只有我一個。到了美國的飛機場以后，巴布若·阿吉茲馬上開著車來接我去她家。在她家我見到了她的丈夫，那是一個很好的人，是一位猶太裔的基督徒，而阿吉茲則是伊斯蘭教徒?？磥?，他們的家庭組成很有意思。

在這次的會議上，我準備了一篇論文，是介紹現(xiàn)代西藏戲劇的，就是用藏語演出莎士比亞名劇《羅密歐與朱麗葉》，在拉薩上演后，受到了民眾的熱烈歡迎。我就在大會上介紹了這一情況，包括劇目的臺詞、排練、演員以及演出的效果。這部戲劇的演員都是上海戲劇學院藏語班的學生，演得很專業(yè)。而且，《羅密歐與朱麗葉》這部戲，描述的是歐洲傳統(tǒng)貴族的生活，很像西藏農奴制時期的貴族生活特點，所以，用藏語來轉譯它，就能夠很恰當很充分地表現(xiàn)，老百姓也很容易理解這部戲的內容。這部戲的藏語譯者叫龍國泰，是一位很有才華的人，熟讀莎翁戲劇，有很高的藏語文和英文修養(yǎng)。他是一位殘疾人，駝背，我們也認識。據說他的祖父是去藏地做生意的漢人，后來與藏人結婚，他的家族就慢慢地藏化了。我在會上說，這部戲劇能用藏語翻譯的這么好，“充分說明了藏語其實是很豐富的，現(xiàn)代藏語可以表達世界上任何的文學名著！”我發(fā)表了這篇論文之后，有的外國人表示十分贊同，有的則以為西藏已經被現(xiàn)代化了，傳統(tǒng)文化丟失了，說中國政府在摧毀西藏文化等等荒謬言論。我一方面覺得這種看法十分可笑，令人氣憤，同時也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跟不上，外界根本不了解真正的西藏現(xiàn)在到底是什么樣。

在美國參加會議期間，我們還去新澤西的紐瓦克參觀了西藏博物館，西藏的很多經書和文物是在國外收藏的。參觀博物館的時候，我碰到了一個年輕的外國人，他問我說：“你覺得這個博物館怎么樣？”我說：“覺得很好”。他又說：“你不覺得慚愧嗎？”接著他又說了一句臟話，是用藏語說的，這個人大概懂一些藏語。我說：“奇怪了，我們有什么慚愧的呢，西藏的事情是中國人自己的事情，外界不了解真實情況，西藏發(fā)生了什么？改變了什么？人民生活的怎樣？總是一味的批評，十分荒謬，不斷地編造故事，令人可笑。”我更深刻地感到我們的對外宣傳工作做得不夠，外界對我們常常誤解，雙方都欠缺交流，形成了很多誤會。

說到誤會，我還想起了一件事。有一次，我?guī)е芯可谇嗪Ｗ稣{研，正巧達賴喇嘛的妹妹吉尊白瑪?也帶領一行人在青海探親，省上就安排我們見面會談。達賴喇嘛的妹妹說，中國政府非常的殘酷，藏族人生活很貧窮，剛生孩子的母親沒有奶水，就用小刀把手臂劃破，用血漿喂嬰兒。我就覺得這種說法很可笑，因為這根本不符合生活常識，是不可能的啊!所以，關于中國的很多說法都是信口傳言，是不真實的。達賴喇嘛的妹妹當時在美國紐約開旅館，也經營藏餐廳，接待去美國的藏族人，美國政府也一直支持她。美國對流亡藏人一直是比較支持的，這是他們的一貫政策，我們得了解這一點。

在美國，我還會見了梅祖麟?先生，他當時在康奈爾大學，是一位著名的語言學家。他對我說，他的父母想請我到他們家里住，我想，這一是為了聊一聊國內的事情，也是為了幫助我節(jié)省生活費，讓我多買一些書籍帶回去。梅祖麟的父親梅貽寶先生，是原燕京大學的校長，后來到了美國某大學執(zhí)教，他的哥哥梅貽琦是清華大學的校長。梅祖麟先生的母親倪逢吉也是燕京大學的教授。他們一家人都是很著名的學者。晚上，聊天時，我向梅貽寶老先生匯報了自己的研究情況，他很高興，也很感興趣。他對我說，當年燕京大學西遷時，自己曾在西部地區(qū)待過，藏族人民和藏族文化對他也產生了很深刻的印象。而后，他送給我一篇文章，《青海訪問記》，還向我問起了關于謝冰心先生、吳文藻先生、聞宥先生等人的近況，說是很想念他們。我送給老先生一雙布鞋和幾本書，老先生當即把鞋穿上，說來也巧，鞋子不大不小正合適。他穿著布鞋在房間里開心地走來走去，還把腳抬起來端詳，高興地說：“京鞋！”看來，老先生是想念北京，想念祖國了。

在美國加州伯克利大學訪問期間，東亞系主任鮑生先生送了一本《薩迦格言》給我，是他從蒙文的《薩迦格言》翻譯為英文的版本，我則把自己藏譯漢的《薩迦格言》送給了他。與他互贈譯本，也是一段有趣的經歷。

去國外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經歷，讓我還深深地認識到，中外藏學的交流是多么重要，只有交流，才有提高，只有交流，才能發(fā)展。于是，我下決心辦一個刊物，專門刊登國外藏學家論著的漢語譯文。藏學是一門國際性的學科，需要廣泛地交流，別人的研究成果我們要拿進來參考學習，我們的研究成果也要送出去與別人對話。當時，中央民族學院成立了一個藏學研究所，我，還有陳慶英都在里面工作。在研究所里，我們開始創(chuàng)辦《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剛辦了兩期試刊，就有人向學校領導反映情況，說是要對我們進行“反污染”運動，阻止譯文集的印發(fā)。還好，后來國家阻止了“反污染”，說“反污染”實際上就是反對改革開放，不讓這些人折騰了。由于這些干擾，《國外藏學研究譯文集》的出版，我們就聯(lián)系了西藏人民出版社，他們表示很愿意合作，因為這是對西藏發(fā)展有利的事情。這套叢書一直在進行，現(xiàn)在已經出了近20輯，有很多青年學者踴躍參與，這幾年我弄不動了，已經交由王啟龍來負責。

1985年，第四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德國的慕尼黑舉行。這次中國參加會議的就不止我一個人了，東嘎·洛桑赤列活佛?也作為中國代表參會了!他是拉薩色拉寺的活佛，36歲的時候就獲得了“拉然巴格西”的學位，當時他正在中央民族學院擔任藏學教授，他非常的博學而智慧，思想也很靈活，善于接受新事物。在這次藏學大會之前，東嘎活佛發(fā)表了他的著名論文——《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從歷史發(fā)展的角度來論述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產生的原因和過程。這篇論文影響很大，當時是用藏文發(fā)表的，以后，一共有3個版本的漢譯本在國內出現(xiàn)，可見影響之大。一是陳慶英譯本，二是唐景福譯本，還有一個是郭冠忠、王玉平翻譯的。每天開完會后，東嘎活佛都會有小型的接談會，歡迎各國藏學家前來提問。他說：“你們大家有任何問題，都可以向我隨便問，我們一起探討?！边@是何等的自信!由此可見東嘎活佛不僅有淵博的學識，還有著寬大的胸懷、開放的視角，樂于交流。

在這次會議上，我提交的論文是前些年去青海調研的時候，做的一篇有關地理地名方面的研究，叫做《黃河源上兩大湖——扎陵、鄂陵名稱位置考實》。過去，外國探險家去青海果洛的扎陵湖、鄂陵湖考察，由于不懂藏語，就把扎陵湖、鄂陵湖的位置記反了。本來是扎陵湖在西邊，鄂陵湖在東邊，結果被他們記成了扎陵在東，鄂陵在西，聯(lián)合國也就根據他們的報告一直這樣用了。我們去青海考察，用藏語跟當?shù)厝私涣?，也查閱了藏文文獻，結果證實了扎在西、鄂在東，并向聯(lián)合國進行了報告，終于把它糾正了過來。

在慕尼黑開會期間，我們與邦隆活佛有過多次接觸。邦隆活佛的本寺是云南迪慶的松贊林寺，但他一直居住在拉薩。在旅居德國之前，他曾經與東嘎活佛一起在色拉寺學習，并共同取得了“拉然巴格西”學位，他是一位淵博的學者。后來他轉向西藏古代語言研究，在這方面很有成就，并且在慕尼黑大學和巴伐利亞州科學院擔任研究員，主編藏德大辭典。邦隆活佛拍攝了很多拉薩修復古建筑的照片，在會議上放映幻燈片，以此來告訴人們現(xiàn)實的西藏正在發(fā)生的變化，告訴人們中國政府的積極努力。邦隆活佛盡管旅居國外，但在對待西藏問題上，他一直都秉持著公正、平實的心態(tài)。

1989年，第五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日本東京和京都舉辦。先是在東京召開，然后在京都召開。這次去的人就多了。1989年對于中國來說，也是不太平的一年。3月份在拉薩發(fā)生了動亂，6月份在北京又發(fā)生了天安門事件。因此，這次我們去日本參加會議，是很小心而敏感的，大家都對這些問題采取回避的態(tài)度。在當時的場合談論國內發(fā)生的那些問題，是非常不合適的。

1992年，第六屆國際藏學會議在挪威奧斯陸的法根尼斯召開，這里是一派安靜、優(yōu)美的鄉(xiāng)間風光。這次，參加會議的中國人更多了，大陸代表有26人，臺灣代表有6人?？吹接羞@么多中國人參加國際藏學會議，我的心里別提多高興了，這說明我國的藏學事業(yè)正在蓬勃發(fā)展，且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可。臺灣同胞和大陸同胞相見，都表現(xiàn)得非常熱情，兩岸學者在會場找了一個房間，開起了茶話會，大家聊得非常開心。外國人推開門一看，滿屋子都是中國人，還以為我們在商量什么呢!這次會議有這么多中國人參加，而且是兩岸同胞在一起，真是令人激動啊！

1995年，第七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奧地利的格拉茨召開，中國的代表仍舊很多，有26位。重返奧地利，我見到了熟悉的朋友和校園，想起我第一次參加國際藏學會議的時候，中國人只有我一個，現(xiàn)在，已經有這么多中國藏學家可以參加這一國際性的藏學大會了。我深深地感受到中國藏學的生命力。

1998年，在美國布魯明頓的印第安納大學，召開了第八屆國際藏學會議。中國代表有28位，其中西藏社會科學院和西藏大學的代表共有10人。印第安納大學也是美國藏學研究的一個中心，它有一個烏拉爾研究中心，從事藏文研究，達賴喇嘛的哥哥土登諾布?也在里面任教，他原先也是一位活佛，到了國外以后，就還了俗，娶妻生子，并在大學的研究機構獲得了工作。當年達賴喇嘛流亡國外的時候，很多活佛也跟他一起逃了出去，他們走的時候，帶走了很多古代的文獻。這些活佛都是學識淵博的人，到了國外之后，很多被大學聘請，講授佛教文化和藏語文，國外有很多大學對這些活佛很歡迎，這點我們也得承認。其實，藏族活佛對大學校園的知識體系，是很感興趣的，想要學習這些知識，拓展自己的眼界和思維。我曾提議讓中央民族學院辦一個活佛班，與這些藏族高僧交流知識和思想，但學校一直不同意。現(xiàn)在，在北大，已經有這樣的活佛班了。

美國的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德斯坦?也參加了這次會議，他是外國藏學家勤奮學習藏語的典型代表。外國藏學家的藏語文水平普遍提高了，而且學習藏語的積極性也很強，在這一點上，我們必須向人家學習。有一句話說得好，“只會自己的語言，相當于不懂語言，因為無法與別人交流?！币牒煤醚芯坎貙W，必須有過硬的藏語基礎。

當然，研究藏學，也必須有扎實的漢語能力。很多外國藏學家都有一個遺憾——不會漢語，因為一直以來，漢族都是中央王朝的主體統(tǒng)治者，漢文文獻里有很多關于藏族歷史文化的記載。著名藏學家梅爾文·戈德斯坦的藏語文非常棒，但他就一直因自己不懂漢語而深感遺憾。前些年，在中國自己舉辦的藏學研討會上，戈德斯坦也受邀前來。他對我說，想把自己的兒子多布杰送到中國來學習漢語，我答應了他，答應要把他送到中央民族大學?學習漢語。但是，學校一聽他的身份，便不同意他入學。這讓我非常為難，因為我已經答應了他的父親，怎么能食言呢?后來，我聯(lián)系了中國人民大學，人大接收了他，他在那里的中文系讀了三年。

2000年，第九屆國際藏學會議在英國牛津大學舉辦，有不少中國藏學家參加，這也是目前為止我參加的最后一次國際藏學會議。從1982年的第三屆國際藏學會議算起，到2000年，我一共參加了7屆。

2001年，第十屆國際藏學會議在加拿大的多倫多舉辦，中國人參加的也很多，這次我就沒有再參加了，而是赴香港大學教書，一共在港大教了4年。我發(fā)現(xiàn)，港臺有很多年輕人對藏學很熱心，對學習藏語也有很大的決心，我?guī)У膶W生里面，就有好幾個奔赴藏區(qū)各地，長時間做田野，勤奮地學習語言，而且專心致志，這讓我十分感動，欣喜地看到了港臺藏學發(fā)展的新生力量。

盡管經過這么多年的努力，我國的藏學事業(yè)取得了很大的進步和成就，但還是不得不承認，我國的藏學界是存在一些問題的：漢族學生不肯定下心來學藏語，而有些藏族學者也不歡迎其他民族的人搞藏學，認為這是本民族自己的學問。其實這樣是不行的，藏學是一門國際性學科，應當聽到不同的聲音，應當開放自己的胸懷，多交流，多對話，共同探討問題。

這就是我參加的從第三屆(1982年)到第九屆(2000年)國際藏學會議的大體狀況，一共7屆，以后我還會選擇一些專題，再詳細地談談。

①喬瑪(Alexander Csoma de k?r?s，1784-1842）匈牙利人，19世紀30年代出版《藏英詞典》和《藏文文法》等，開國際藏學的先河，被譽為西方藏學的鼻祖，成為西方藏學誕生的標志。

②阿瑞斯·馬可(Dr.Aris Michael)，牛津大學藏學家。

③巴布若·阿吉茲(Dr.Barbara Aziz)，美國人類學家、藏學家，著有《藏邊人家》等著作，對尼泊爾喜馬拉雅山區(qū)的藏人生活有深入研究。

④王輔仁(1930—1995)，河北灤南縣人，畢生致力于民族學、藏學的教學和研究，參與創(chuàng)建了中央民族大學民族學系，是藏學學科的創(chuàng)建者之一。

⑤威利(Dr.Wyllie)，美國著名藏學家，西雅圖華盛頓大學藏學教授，創(chuàng)立藏文拉丁轉寫系統(tǒng)，被國際藏學界奉為圭臬。

⑥李方桂(1902—1987)，英文名Fang-Kuei Li。著名語言學家，原籍山西省昔陽縣，為國際語言學界公認之美洲印第安語、漢語、藏語、侗臺語之權威學者，有“非漢語語言學之父”之譽。

⑦張琨(1917—  )，著名語言學家，1947年留學美國耶魯大學，1963年轉至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任中國語言學漢藏語教授迄今， 1972年起任臺灣中央研究院院士。

⑧馬學良(1913—1999)，山東榮成人，著名語言學家、民族教育家，中央民族大學民族語言文學學科奠基人。

⑨邦隆活佛，出生在昌都地區(qū)的管覺縣，5歲時被確認為第三世邦隆活佛的轉世靈童，被迎請到云南中旬松贊林大寺坐床供養(yǎng)。 1959年在拉薩傳召大會上榮獲“拉然巴格西”學位。后到印度和德國，以佛典中“戒經”的辨析在慕尼黑大學獲得了哲學博士學位，并編纂《藏德大辭典》。

⑩噶爾梅·桑木丹(Dr.S.Karmay)教授博士畢業(yè)于倫敦大學，曾任巴黎第十大學教授，法國巴黎國家科學研究中心研究員，國際苯教研究學會主席，第九屆國際藏學會主席。

?石泰安(Prof. R.A.Stein，1911—1999)，法國著名的漢學家、藏學家，在藏族史詩和吐蕃佛教研究方面影響深遠，著有《西藏的文明》等著作。

?烏瑞教授(Prof.Ge za Uray，1921—1991)，匈牙利著名藏學家，維也納大學藏學一佛學系教授，發(fā)表研究藏族語言、文字、歷史、宗教、民族關系、考古等方面學術論文100余篇，其中一部分被翻譯為漢文。

?吉尊白瑪，第十四世達賴喇嘛之妹。

?梅祖麟，1933年生于北京，現(xiàn)為美國康奈爾大學中國文學和哲學教授，在漢語語法史和漢藏語言比較研究領域成果卓著。

?東噶·洛桑赤列(1927—1997)現(xiàn)代著名藏傳佛教高僧、藏學家。西藏林芝縣人，民國23年(1934)7歲時，被認定為林芝覺木宗扎西曲林寺第八世東嘎活佛，曾任中央民族學院藏族文學專業(yè)的碩士研究生導師，西藏社會科學院名譽院長、中國藏學研究中心副總干事，第六至第八屆全國政協(xié)委員等職，著有《漢藏歷史詞典》《論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等著作。

?土登晉美諾布  (Thupten Jigme Norbu，1922—2008），十四世達賴喇嘛兄長，法號塔澤仁波切，27歲擔任塔爾寺堪布，1952年抵達美國印第安納州，1965年在印第安納大學藏學研究系擔任教授。

?梅爾文·戈爾斯坦(Dr.Melvyn C.Goldstein，1988—  )，美國著名藏學家，凱斯西部保留地大學醫(yī)學院國際健康兼職教授(體質人類學)以及“西藏研究中心”教授兼系主任，著有《喇嘛王國的覆滅》《雪獅與龍》等著作。

?1993年，中央民族學院正式更名為中央民族大學。

（作者：王堯口述 王玥瑋整理  摘自：《中國藏學》201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