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易斯·瑪格拉斯·金（Louis Magrath King，1886—1949），1886年出生于中國九江。1905年開始在英國駐華領(lǐng)事機構(gòu)任職。從1913年10月至1916年1月，1919年10月至1922年11月，曾兩度在四川打箭爐擔(dān)任特別助理。1921年，路易斯·金被授予領(lǐng)事頭銜。1924年退休。他與中國有著很深的緣分，正如他自己所說：“我曾在重慶擔(dān)任過一次英國領(lǐng)事官，在成都擔(dān)任過兩次英國總領(lǐng)事[1]，在中國邊疆西藏特殊服務(wù)過五年多，并被英王任命為邊疆中心打箭爐領(lǐng)事官員。此外，我運氣頗佳，得以在中國多次旅行，從東到西、從北到南穿越整個國家。我的旅行主要是從北京到緬甸，從上海到西藏。”[2]他還十分鐘情于藏族文化和歷史，娶藏族女子仁青拉莫（Rinchen Lhamo）為妻，這在當(dāng)時并不多見。由于他對自己在打箭爐所獲認知和觀點的堅持，遭到英印政府官場的排斥和擠壓，提前退休。本文試對路易斯·金在川西藏區(qū)的活動進行梳理，并對路易斯·金在英國涉藏事務(wù)中扮演的角色進行初步探析。
一、路易斯·金與川西藏區(qū)的淵源
1886年，路易斯·金出生，他是其家族在中國生活的第三代。1905年，金加入英國駐華領(lǐng)事機構(gòu)。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清朝被推翻。新誕生的中華民國政權(quán)并不穩(wěn)固，內(nèi)憂外患，危機四伏。1913年，在英國政府的巨大壓力之下，中華民國政府同意派代表出席英國處心積慮策劃的西姆拉會議。[3]8月，袁世凱總統(tǒng)正式任命外交部參事陳貽范為西藏議約全權(quán)代表參加會議。[4]西姆拉會議流產(chǎn)之后，路易斯·金便被英國外交部派往中國西部。當(dāng)時，絕大多數(shù)英國領(lǐng)事官員都忙于處理與各自負責(zé)地區(qū)開埠口岸相關(guān)的貿(mào)易問題或法律爭端，而路易斯·金接受的秘密指令卻是搜集川藏交界地區(qū)的軍事情報。[5]
1911年，清朝在覆滅前夕曾派軍向東部西藏推進，而辛亥革命之后，清軍內(nèi)部出現(xiàn)新舊之爭：且遭到藏軍的阻擊。路易斯·金就是在這個時候卷入了這場政治大角逐的陰謀。[6]路易斯·金從成都的英國領(lǐng)事館出發(fā)來到打箭爐（四川康定）。表面上看，路易斯·金的關(guān)注點是當(dāng)?shù)氐馁Q(mào)易往來情況，但與此同時，他與當(dāng)?shù)氐臐h族、藏族高官和商人都建立了比較密切的關(guān)系。他撰寫的報告被送往北京（英國駐華機構(gòu)）、英屬印度政府以及倫敦的英國外交部。當(dāng)時打箭爐及其周邊地區(qū)的為數(shù)不多的外國人，主要是來自美國和法國的傳教士，他們在當(dāng)?shù)鼐幼×撕荛L時間，為路易斯·金提供了有關(guān)當(dāng)?shù)氐姆浅？煽康男畔?。路易斯·金本人還獲準游歷打箭爐，并繪制了當(dāng)?shù)刈钤绲恼降貓D（據(jù)說他還成為首次抵達某些地方的西方人）。當(dāng)?shù)谝淮问澜绱髴?zhàn)爆發(fā)后，路易斯·金返回歐洲服役，他的兩名同事繼續(xù)駐于打箭爐，并通過皇家地理學(xué)會公開發(fā)表了他們的探險活動。路易斯·金的關(guān)注點卻有所不同，他對當(dāng)?shù)厝宋锛捌湫愿窀信d趣[7]。今天看來，金的作品為我們提供了研究這一地區(qū)轉(zhuǎn)型時期社會政治史難得的第一手資料。
幾年后，路易斯·金又被請來調(diào)停由英國暗中挑起的當(dāng)?shù)貪h藏軍武裝力量之間的矛盾。據(jù)稱他成功解決了問題，確保未來10年間沒有發(fā)生任何戰(zhàn)爭。然而，這些外交活動卻最終毀掉了路易斯·金的事業(yè)。[8]英國學(xué)者阿拉斯泰爾·蘭姆先生（Alastair Lamb）認為，路易斯·金的觀點與英國資深官員查爾斯·貝爾爵士的觀點相左，貝爾或許慫恿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國抱怨路易斯·金的干涉活動。[9]由此，路易斯·金不得不離職，提前退休，1925年帶著仁青拉莫和他們的女兒離開了中國。
路易斯·金本人出生于中國，其漢語十分流利，這也便于他和漢族官員及商人打交道。而在打箭爐期間，他學(xué)會了藏語，1922年在成都娶藏族女子仁青拉莫為妻。他對藏族文化十分著迷，并有一定研究，從他為妻子仁青拉莫所著《我們西藏人》一書所作序言可知[10]。路易斯金在20世紀20年代前后的英國涉藏事務(wù)中起到了不可忽略的作用。
二、任職打箭爐期間的主要活動
（一）卷入鄉(xiāng)城士兵暴動事件
清末，康區(qū)社會時常會發(fā)生搶劫、殺人等事件，加上當(dāng)?shù)毓賳T無能，社會動蕩不安。1911年辛亥革命爆發(fā)之后，漢藏民族間的沖突不斷，令原本動蕩的康區(qū)變得更為混亂。時人評價：“康省為川之后輪，三鄉(xiāng)為康之禍根”。[11]“當(dāng)?shù)夭孛瘢豢吹侥懶∨率虑覠o能的漢族人，就趁機搶劫，胡作非為。這里指的是周邊地方的藏民。官員也不去抓這些人，甚至有時自己的士兵也會被藏民殺死。”[12]
民國三年（公元1914年）夏，川軍按照陸軍新制，將清朝的協(xié)統(tǒng)改為旅長。川邊鎮(zhèn)守使張毅[13]任命嵇廉為川邊第一旅旅長。同年8月，嵇廉派營長陳步三（Chen Pu-san）赴稻城貢嘎嶺平亂。陳步三因未能擒獲亂軍首領(lǐng)而被革職，心懷不滿。九月，伙同守衛(wèi)旅部連長陳獻章，殺死嵇廉及繼任營長許幼文，打死旅部官佐15人。[14]11月21日，陳步三發(fā)起暴動，率叛軍圍攻康定，當(dāng)夜破城，搶劫商鋪，全城皆驚。[15]路易斯·金對這段歷史的描述頗為生動：
“將軍（指嵇廉）是一個聰明且有野心的人，接受過新式訓(xùn)練，這是他第一次獲得如此重要的職位。他多么希望能將這兩個營的士兵訓(xùn)練成模范軍營!如果他能獲得足夠多的物資補給，也許在不遠的將來，他會率部成為一臺強大的戰(zhàn)爭機器，在復(fù)興中華的過程中發(fā)揮重大作用。然而，永遠不會有這種可能了……事實上，他率領(lǐng)的部隊以軍紀敗壞而臭名昭著。但將軍仍然正常訓(xùn)練士兵。他在固定的時間對他們進行系統(tǒng)訓(xùn)練，他禁止賭博和鴉片。但他卻沒有，也不能給他們發(fā)軍餉……只訓(xùn)練而沒有軍餉，這種情況根本無法維系下去……一天晚上，營長（指陳步三）率領(lǐng)全體士兵，荷槍實彈地出現(xiàn)在將軍的營帳前。營長后來告訴我，他們當(dāng)時并沒有打算殺掉將軍。他們只是希望他能設(shè)身處地為他們想想。他們荷槍實彈前去，只是為了證明這次他們的抗議是認真的，他們只是想嚇唬他，但他們的成功超出預(yù)想。將軍在三更半夜被荷槍實彈、興奮刺激的士兵嚇懵了。將軍非但沒有與之討論他們提出的問題，反而祈求他們饒他一命，結(jié)果情況完全失控，將軍被殺……他們推薦營長作為頭目，占領(lǐng)了山頭?！盵16]
當(dāng)?shù)貪h族官員請求路易斯·金率領(lǐng)代表團居中調(diào)停，與叛亂士兵談判。路易斯·金描述到：“我是他（指打箭爐官員）的老朋友。我怎能不挺身而出，確保事件友好解決呢?作為一個外國人，土匪們對我并沒有多少敵意，因此，我此刻最適合充當(dāng)一個調(diào)停人，將這個城鎮(zhèn)（指打箭爐）從可怕的戰(zhàn)火之中挽救出來。我同意了老朋友的請求。畢竟，在中國，調(diào)停人是受人敬重的，何況這件事也不是太過冒險，除非這些土匪連基本的倫理道德都喪失殆盡?！盵17]顯然，路易斯·金高估了這些已經(jīng)淪落為土匪的士兵的道德底線。
“我們出發(fā)前往峽谷。我們提前發(fā)出了通知，發(fā)現(xiàn)土匪們在沿途道路兩側(cè)列隊迎接我們。忽明忽暗的火把照亮了他們佩戴的武器和襤褸的衣衫，由于長期暴曬，他們的面龐都被曬成深褐色，幾近黑色。我們穿過其隊列的時候，他們拿出了武器。隨后，他們打亂了隊列，蜂擁擠入搖搖欲墜的小破屋，其余人則擠在門口和窗口，這里就是他們的首領(lǐng)會見我們的地方?！盵18]“在他們看來，這是一次別開生面的會面。我們聲明：我們是代表打箭爐長官和城鎮(zhèn)本身而來的調(diào)停人，我們愿將他們提出的條件轉(zhuǎn)告政府……這些土匪和他們的士兵，時而獨自叫喊，時而大聲起哄，訴說著他們的冤情和委屈，苦難和艱辛，高聲呼喊著他們的要求。其中一些人過于激動，甚至陷入歇斯底里的狀態(tài)。我認為，這顯然是一群備受委屈、憂懼未來的人。命運捉弄，處置失當(dāng)，壞事接踵而來，他們遭到遺棄，性命難保。中國究竟還有多少命運和他們相似的土匪出于憤怒，他們似乎要把怨氣轉(zhuǎn)嫁到我們頭上來。我們安撫他們，說我們并不代表政府，只是居間調(diào)停人。我們喝茶，和他們談條件。他們提出赦免、復(fù)職、發(fā)薪餉等要求，一切都那么簡單，但勿需什么心理學(xué)家，任何普通人都能看得出來，真正的難題其實是赦免。”[19]
路易斯·金聯(lián)系了一些當(dāng)?shù)厣倘撕蛢蓚€傳教士，挪威人索仁（the Norwegian Theo Sorensen）和法國傳教士古純?nèi)剩‵rancis Goré）。然而，這些叛亂的士兵將路易斯·金和他的同伴扣為人質(zhì)后進攻了打箭爐。[20]“我們被軟禁在一個土匪將之變成指揮中心的地方。我們遭到嚴密看守。戰(zhàn)斗進行了一天一夜……土匪們開始討論何時殺掉我們……到了午夜，他們絕望了。他們的彈藥已經(jīng)用盡，現(xiàn)在看來，要想攻下打箭爐，只能靠突襲了。我們的營（陳步三）怒火攻心。他進來吃飯，坐在我們的桌子邊，開始咒罵打箭爐官員言而無信，主動開戰(zhàn)。我開始勸他?！蚣隣t官員只是在做他的分內(nèi)之事。是你言而無信，原本應(yīng)受到尊重的調(diào)停人，被你扣留成為階下囚。你以為有我們在你手中，打箭爐長官就不敢開戰(zhàn)，你真是犯下了愚蠢的錯誤?！曋摇＞驮谶@時，他的助手對他耳語幾句，他便迅速離開了?！盵21]
當(dāng)打箭爐最終陷落之后，路易斯·金成功地說服叛軍首領(lǐng)制止其手下燒殺搶掠，由此避免打箭爐城遭毀?！八蛟S可以隨心所欲地?zé)龤屄?，但他和他的士兵都明白，他們真正想要的是赦免。他們攻下了一座重要的城?zhèn)，令當(dāng)?shù)氐闹匾賳T置身于危險之中，甚至危及生命……然而，如果他現(xiàn)在適可而止，不去燒殺搶掠，恢復(fù)部隊的秩序，好好管理這個城鎮(zhèn)，正如一個體面的漢族官員應(yīng)該做的那樣，或許他還有（被赦免）的希望……我反復(fù)給他灌輸這些想法……他仿佛換了一個人，把自己的前途交到我手中，請我?guī)退@得赦免。他制止了士兵們已經(jīng)開始的燒殺搶掠。”[22]由此打箭爐城得以躲過此次滅頂之災(zāi)。
隨后，路易斯·金再次出面調(diào)停。然而，1914年，川邊鎮(zhèn)守使張毅任命劉成勛[23]為討逆軍總司令，前來剿滅邊防軍營長陳步三的叛亂，最終收復(fù)打箭爐。等路易斯·金再次見到陳步三的時候，則是陳的腦袋被砍掉后在打箭爐大街上被示眾[24]，對陳步三的處置顯然是“以儆官邪”[25]。
在打箭爐的傳教士專門為這件事寫了文章，文中提到：“這個事件似乎是西藏軍隊的高度集權(quán)和腐敗的必然結(jié)果。陳步三的叛亂行為是不對的，但相對來說，他所做的也不完全是件壞事。漢族軍官是一些沒有經(jīng)驗的人，他們都很令人反感，而藏族人卻沒有法律意識。陳步三事件只是邊境地區(qū)治理混亂的一個小案例而已?！盵26]陳步三叛變對當(dāng)?shù)卦斐闪瞬恍〉挠绊??！瓣惒饺炎円院螅餍＃ㄒ咦ⅲ焊鱾€學(xué)校）既無形停頓，二十余年，弦歌綴響”，“三鄉(xiāng)飽受趙邊使、尹經(jīng)略、陳步三數(shù)度軍事慘禍，政治修明，民各安業(yè)，鄉(xiāng)人未一受享”[27]。
作為一名英國駐華領(lǐng)事官員，路易斯·金發(fā)揮自己的長處，竭力試圖從中調(diào)停，并起到了一定作用，在某種程度上避免打箭爐城鎮(zhèn)遭到更嚴重的破壞。他敏銳而犀利地觀察到民國建立后軍閥混戰(zhàn)給普通士兵帶來的苦難生活，其珍貴描述為我們研究當(dāng)時的社會歷史提供了第一手素材。
（二）試圖阻撓甘肅使團、主動請纓進藏未果
1919年，第一次世界大戰(zhàn)結(jié)束后，帝國主義列強加強了對半殖民地中國的爭奪，他們各自支持中國國內(nèi)不同派系的軍閥爭奪權(quán)力和地盤，戰(zhàn)亂不斷。隨著“五四”愛國運動的爆發(fā)，中國各階層人民的愛國思想覺醒，逐漸形成一股不可阻擋的潮流，在如此巨大的壓力下，民國政府改變了過去七八年來在西藏問題上的妥協(xié)退讓政策，在拒絕續(xù)議藏約的同時，也謀求改善與西藏地方的關(guān)系。1919年8月，民國政府國務(wù)院電咨甘肅督軍張廣建，令他派員赴藏聯(lián)絡(luò)。[28]張廣建選派本署軍事咨議李仲蓮、軍事參事朱繡[29]為赴藏通問特派員，并以管理甘肅青海寧瑪派（紅教）僧人古朗倉、管理玉樹三十六族佛僧拉卜尖貢倉等隨同，由青海入藏[30]，并由張廣建分別致函達賴喇嘛和班禪。[31]
獲悉甘肅派出使團的消息之時，路易斯·金正在邊界地區(qū)游歷，他敦促噶倫喇嘛降巴登達（即強巴丹達）在使團最終抵達西藏邊界的時候進行攔阻，然而，十三世達賴喇嘛卻做了截然相反的決定，他命令噶倫喇嘛允許使團成員通過，并告知路易斯·金：“因為他們僅僅是來送禮的，絕不是一支外交官員隊伍或談判人員?！盵32]因此，該使團獲準繼續(xù)前進，并最終抵達拉薩。至此，路易斯·金試圖阻撓甘肅使團入藏的努力失敗了。
1919年11月24日，李仲蓮一行抵達拉薩，先后會晤了西藏地方政府四噶倫，十三世達賴喇嘛也接見了李仲蓮一行。后三大寺及大眾特派代表僧俗五人與李仲蓮等連開會議三次，據(jù)李仲蓮等函報稱，會議主要討論了兩個相關(guān)聯(lián)的問題：（1）關(guān)于西藏派人赴京解決川藏等事的問題；（2）因川邊停戰(zhàn)協(xié)議一年期限已過，雙方達成協(xié)定，并下達了暫時停戰(zhàn)飭令。[33]1920年4月初，李仲蓮等從拉薩經(jīng)青海返回甘肅。[34]
李仲蓮等入藏改善了民國政府與西藏地方的關(guān)系，聯(lián)絡(luò)了感情，取得了重要成果。[35]這引發(fā)了英國政府的戒懼與不安[36]。英印政府起初認為所謂中國代表團不過是中國邊疆地方政府所派，目的是為拖延川邊休戰(zhàn)，但后來其態(tài)度發(fā)生了明顯轉(zhuǎn)變。曾試圖阻撓使團的路易斯·金也不甘心失敗。1920年1月10日，即李仲蓮等剛剛抵達拉薩后不久，路易斯·金第一次會見噶倫喇嘛。這位英國駐華領(lǐng)事官員從噶倫喇嘛那里得知，中國甘肅地方政府在幾天前派出一支使團，并得到拉薩的許可穿越西藏邊界線，正在前去會見十三世達賴喇嘛的路上。路易斯·金已提前寫信建議噶倫喇嘛在結(jié)古多(青海玉樹)攔截該使團，因結(jié)古多是距離漢藏交界最近的中國城鎮(zhèn)。
與此同時，路易斯·金致函英駐華公使朱爾典（Sir John Jordan），認為應(yīng)當(dāng)勸說西藏人命令甘肅使團即刻返回，同時應(yīng)立刻向拉薩派出一名英國代表抵消已造成的所有損失。這名英國官員應(yīng)熟悉中國當(dāng)前的政局。因我現(xiàn)在距離拉薩只有幾周的路程，若能派我前去，我將榮幸之至，無論取道成都或通過印度赴藏，我都會毫不猶豫地立即出發(fā)。[37]
對于英國政府而言，此時可派往西藏的人選有三：一是主動請纓的路易斯·金（Louis King），他具備一切資質(zhì)，不僅了解邊界地區(qū)形勢，也懂得藏語和漢語；二是臺克滿（Eric Teichman），這同樣是一位資深的英國官員，在四川邊界享有較大的威望和聲譽；第三是查爾斯·貝爾（Charles Bell），自1910年以來，他就是十三世達賴喇嘛的可靠朋友。2月，英國駐華官員臺克滿也堅決主張立刻派員奔赴拉薩。4月初，暫時負責(zé)英國駐華公使館的蘭姆遜（Miles Lampson）致電英國外交部，正式建議派一名政府官員前往拉薩。[38]英屬印度政府最終選擇了查爾斯·貝爾赴藏。他們希望貝爾完成出使拉薩的使命，向十三世達賴喇嘛轉(zhuǎn)達英國政府的友好祝愿，并向其解釋當(dāng)前的政治境況。[39]自1920年1月起，貝爾再次恢復(fù)錫金政務(wù)官一職，并在此候命前往拉薩。就這樣，同是“西藏通”的路易斯·金沒能戰(zhàn)勝查爾斯·貝爾，失去了前往拉薩“挽回英國損失”的機會。
（三）試圖調(diào)停邊界爭端
清朝覆亡至20世紀20年代前后，中國陷入軍閥混戰(zhàn)的亂局。1917年7月，川邊再度發(fā)生戰(zhàn)爭。由于邊軍統(tǒng)帥彭日升處理失當(dāng)，經(jīng)由趙爾豐設(shè)治的太昭、碩督、察隅、嘉黎、科麥等五縣，及類烏齊、三十九族、鹽井等處相繼失陷，瀾滄江以西全被藏軍占領(lǐng)。1918年以后，雙方戰(zhàn)火逐漸平息。在臺克滿的調(diào)停下，雙方于8月19日在昌都簽訂《漢藏停戰(zhàn)條約》，但因未得到中央批準，該條約是無效的。10月10日，川藏雙方在絨壩岔簽訂《暫議停戰(zhàn)退兵條件》四條，第二次康藏戰(zhàn)爭始告結(jié)束，川邊局勢暫穩(wěn)。
1919年7、8月間，川邊停戰(zhàn)協(xié)定即將屆滿。川邊局勢再次緊張起來。川邊鎮(zhèn)守使陳遐齡[40]和噶倫喇嘛降巴登（即強巴丹達）之間面臨再次爆發(fā)戰(zhàn)爭的可能性。1919年10月返回打箭爐的路易斯·金接替了臺克滿的職位，并接到命令調(diào)查、匯報此事。從1919年10月至1920年中期，路易斯·金赴邊界地區(qū)進行考察，在南部滇藏邊界發(fā)現(xiàn)了很多迄今為止尚無人知的地形地勢。[41]
1920年初，中央政府決定給打箭爐運送一批武器彈藥。陳遐齡希望動用武力令運輸補給的隊伍通過西藏控制區(qū)，噶倫喇嘛則認為邊界地區(qū)很可能會再次爆發(fā)漢藏戰(zhàn)爭。陳遐齡急于避免同西藏正面沖突，決定派軍繞行，避開噶倫喇嘛控制區(qū)，但他繞行的地方由惡名在外的果洛游牧部落控制。[42]
噶倫喇嘛現(xiàn)在陷入兩難境地。他可以輕易地派出一個縱隊攔截民國政府護衛(wèi)隊，在此過程中戰(zhàn)爭難免再次爆發(fā)；或者他也可以毫不作為，對于那些他在拉薩的敵人（尤其在色拉寺和甘丹寺）而言，這似乎是在暗中支持中央政府。他決定咨詢路易斯·金的意見。路易斯·金認為，如果戰(zhàn)爭再次爆發(fā)，局勢將會和1917—1918年不一樣，云南政府可能轉(zhuǎn)而積極支持陳遐齡，因此建議噶倫喇嘛允許陳遐齡的護衛(wèi)隊通過。如果果洛人進攻了陳遐齡的護衛(wèi)隊，噶倫喇嘛就不該受到責(zé)備，但西藏正規(guī)軍不應(yīng)陷入此事。噶倫喇嘛接受了金的建議。[43]當(dāng)拉薩要求他解釋可惡的民國政府軍為何實力得到增強原因之際，噶倫喇嘛將所有過失都歸咎給路易斯·金的干涉。陳遐齡最終得到了金錢和補給，補給護衛(wèi)隊在1920年6月27日通過結(jié)古多抵達打箭爐。[44]用路易斯·金自己的話來說：
噶倫喇嘛根本不是那種可以輕易動搖立場的人，我在這件事上也沒有任何權(quán)威。我在邊界所持的是中立的立場，既對民國政府友好，又對西藏政府友好。如果他們需要，他們都可將我視作溝通的渠道。但無論是噶倫喇嘛，還是陳遐齡，我都沒有任何官方或道義上的責(zé)任為他們提出任何意見。簡而言之，我只是為雙方提供政治便利，代表一種無形的居間調(diào)停的精神，他們可以選擇聽取我的意見。[45]
英國學(xué)者蘭姆則認為，“這給漢藏邊界地區(qū)的和平做出了巨大貢獻”[46]。
然而，正是路易斯·金在此次事件中的調(diào)停立場，令西藏地方政府認為路易斯·金是一個積極的親漢分子。貝爾顯然十分贊同這一觀點。蘭姆先生認為，貝爾很可能慫恿西藏地方政府向英國提出抗議，希望路易斯·金離職?！叭绻@一抗議發(fā)生在貝爾使團赴拉薩之后那當(dāng)然更好，但這一抗議恰逢其時地以春（西藏官員擴大會）向貝爾提出請愿的方式發(fā)生了，日期是在1921年10月31日（就在貝爾離開拉薩的兩周后）?！盵47]“春都來信的真正意圖清晰可見?！芬姿埂そ鹣壬h人馬首是瞻’。因此，春都請求‘將金先生從打箭爐撤走，派一位學(xué)識淵博、性格溫和的英國官員來維系英藏關(guān)系之利益，并及早替換金先生’。”[48]最后，“經(jīng)過恰當(dāng)而體面的短暫間隔后”，英國決定將路易斯·金撤離打箭爐。1922年秋，金成為成都代理總領(lǐng)事，但他在此職位的任職非常短暫。1924年1月1日，他從中國領(lǐng)事館退休，但考慮到他相對年輕（他當(dāng)時只有38歲），只給予其微薄的養(yǎng)老金。[49]路易斯·金就這樣過早離開了川邊藏區(qū)這一政治舞臺。
三、小結(jié)
曾在英國駐打箭爐任職的三位領(lǐng)事官員，即路易斯·金（King），柯列士（Coales），臺克滿（Teichman）三人中，路易斯·金是其中任期最長的一位，大約任職5年半。因他娶藏族女子仁青拉莫為妻，同情、理解西藏人。此外，他還和當(dāng)?shù)氐拿駠賳T建立了良好的關(guān)系，尤其是陳遐齡。他洞悉中國官員的心態(tài)，這在《動蕩的中國》[50]一書中通過對各種人物性格的描述可知。英國學(xué)者蘭姆認為路易斯·金的這本書信息量很大，比臺克滿所著《一位領(lǐng)事官員在東部西藏的旅行》[51]更具可讀性。[52]
同樣身為“西藏通”的貝爾和路易斯·金之間的矛盾似乎在不斷升級。在貝爾使團前往拉薩之際，路易斯·金首先竭力爭取派自己到拉薩，之后再確保他能成功完成在拉薩的外交活動，使其成為中英關(guān)系基本模式的一部分。但貝爾卻堅持認為，英國駐打箭爐的領(lǐng)事官員，尤其是路易斯·金，應(yīng)當(dāng)在所有涉藏問題上完全服從錫金政務(wù)官。此外，貝爾認為，在當(dāng)前狀態(tài)下，中藏關(guān)系的所有錯都應(yīng)歸咎于中國方面。而路易斯·金對民國政府的缺點雖然絕非視而不見，但他反駁道，西藏方面也并非十全十美，實際上，在綜合考慮下，西藏方面很可能還不如民國政府方面做得好。通過對邊界地區(qū)長時間的觀察，路易斯·金對漢藏爭端持有特殊觀點，在1920年1月16日一份發(fā)自昌都的公文中，他如下總結(jié)道：
去年，人們在漢人的壓迫下茍延殘喘，他們十分歡迎西藏向前推進……但是，當(dāng)前西藏政府的執(zhí)政比以前的漢人統(tǒng)治還糟糕。常見的弊政，諸如敲詐勒索錢財，賣官鬻爵，在案件訴訟過程中實施賄賂，對先前在漢人統(tǒng)治下的官員進行打擊報復(fù)，強迫的勞役差役，無償提供的烏拉…［強制搬運貨物或其他方式的運輸］…及類似的服務(wù)，士兵們的野蠻暴行，虐待婦女，等等，如此猖獗的肆意妄為令人們開始轉(zhuǎn)而支持漢人，盡管漢人的統(tǒng)治也很糟糕，但比起西藏的統(tǒng)治好多了……。[53]
路易斯·金得出結(jié)論：“在我看來，西藏根本不值得大不列顛政府以巨大的外交代價為自己確保其成為更廣闊的邊疆”。[54]這種要放棄西藏的觀點顯然與英屬印度的邊疆官員，如查爾斯·貝爾等人所持觀點截然相反。也難怪路易斯·金遭到當(dāng)時英國官場，尤其是英屬印度官場的排擠[55]。
英國學(xué)者蘭姆先生認為，路易斯·金是一位才華橫溢的人，也是一位敏銳的觀察家；但在官僚體制中如何生存以及向上鉆營的這場大角逐中，與他同時代的一些人相比（既包括在英國駐華領(lǐng)事館的官員，也包括在英屬印度文職機構(gòu)的同僚），他宛如一個初出茅廬、涉世未深的小孩。[56]也有學(xué)者認為，路易斯·金在“1913—1916年間擔(dān)任打箭爐任領(lǐng)事官員可謂成功，但他的第二任期卻困難重重……他與藏族高官之女的聯(lián)姻在很大程度上影響了他的進一步升遷?！盵57]這些評價可供參考。
“五四”運動之后，民國政府的西藏政策逐漸發(fā)生變化，直接拒絕與英國再行開議。1919年10月，川邊停戰(zhàn)協(xié)定屆滿，中央電令川邊、四川、甘肅、云南各省督軍準備迎戰(zhàn)；另一方面，外交部召開“藏事研究委員會”，研究如何治理西藏，如何將西藏收歸治下[58]。這令英國覺悟到，用傳統(tǒng)外交手段壓迫中國放棄西藏的方式已經(jīng)成為過去，因而逐漸改變對藏政策，加強與西藏的直接接觸，幫助西藏人民“自我發(fā)展”、“自我防衛(wèi)”，指導(dǎo)并鼓勵西藏地方脫離中國，令其變成英國保護下的獨立國。[59]路易斯·金無疑是英國對藏政策大棋局中一枚忠實的小棋子，他充分發(fā)揮自己身為外交官、精通漢藏語等優(yōu)勢，處處竭力維護大英帝國利益，無奈其觀點與英印政府的主流觀點相左，并未受到重用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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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事實上路易斯·金只擔(dān)任過代理總領(lǐng)事一職。參見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2]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12．路易斯·金撰寫的這部著作與同時代人撰寫的游記等體裁有所不同，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希望描繪出一幅現(xiàn)代中國的畫卷，同時也想令這部著作具有可讀性，盡可能讓公眾廣泛閱讀。我采用的第一種方式是游記，但寫了幾章之后，我感到不甚滿意，撕碎重寫；之后，寫成了歷史調(diào)查，又撕掉重寫。第三次便是現(xiàn)在這種方式，既闡明了中方立場，又在研究過程中描述了自己的經(jīng)歷，我相信這是構(gòu)成許多復(fù)雜政治系統(tǒng)因素中的主導(dǎo)因素?！眳⒁奀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序言。
[3] 《會議前英國要挾中國派員開議之經(jīng)過》，摘自《蒙藏委員會關(guān)于英帝國主義侵略西藏之政策及1905—1915年資料之一》第六章第一節(jié)第一款，《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guān)系檔案史料匯編》（6）［Z］，北京：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2385—2392頁。
[4] 《袁世凱為派陳貽范胡漢民為西藏宣撫使赴大吉嶺商議善后事宜并切望勿再議及界事致達賴喇嘛電(民國二年［1913年］八月二十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guān)系檔案史料匯編 》（6），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2403頁。
[5]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0．
[6]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1．
[7] 參見路易斯·金所著《動蕩的中國——人物性格研究》［M］（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6 fleet lane，London E．C．4，1927）。
[8]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1．
[9]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26．
[10] Rin-chin Lha-mo，We Tibetans，An intimate picture，by a woman of Tibet，of an interesting and distinctive people，in which it is shown how they live，their beliefs，their outlook，their work and play，how they regard themselves and others，with a Historical Introduction by Louis Magrath King，formerly H．M．Consul at Tachienlu，Chinese Frontier of Tibet，London，Seeley Service and Co．Limited，196 Shaftesbury Avenue，1926．該著作從第11頁至第61頁為路易斯·金所寫的關(guān)于西藏歷史的序言。書中充斥著錯誤的歷史觀，作者時時處處為英國侵略者辯護。有趣的是，該書的寫作過程并非一帆風(fēng)順，因為作者仁青拉莫和其丈夫只能通過漢語來交流，用仁青拉莫自己的話說：“我對英語懂得很少，而我丈夫?qū)Σ卣Z則懂得更少。我們通常用漢語交流溝通，因為我們的漢語都非常流暢。漢語也是本書得以出版的中間媒介。當(dāng)我想說什么的時候，我首先用藏語思考，然后將其用漢語表達給我的丈夫，而我的丈夫再把漢語翻譯成英語，然后記錄下來。我們也會借助英藏辭典。盡管這樣寫作必然會出現(xiàn)各種錯誤，但我覺得這都不重要，因為我們每撰寫一章，都要反復(fù)斟酌多次?！眳⒁娫摃蜓浴?/p>
[11] 張朝鑒：《三鄉(xiāng)一瞥》，《新西康》第1期，趙心愚、秦和平編：《康區(qū)藏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資料輯要》［Z］，成都：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團，2004年，第418頁。
[12] Batang News，1918-10-25．
[13] 張毅，原名義新，字蓬，1876年出生于四川成都，原籍湖北安陸，他先后在云南、四川任職。
[14] 《甘孜藏族自治州軍事志》編委會：《甘孜藏族自治州軍事志》［Z］，四川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1—173頁。
[15] 甘孜州檔案局提供資料、賀先棗整理：《一位以“順口溜”當(dāng)“告示”的縣知事》［N］，《甘孜日報》2015年12月28日。
[16]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3—35．
[17]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6—37．
[18]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37．
[19]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7—38．
[20]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1．
[21]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p．39—40．
[22]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40．
[23] 劉成勛（1883—1945），字禹九，四川大邑人。四川陸軍武備學(xué)堂畢業(yè)后至云南任新軍學(xué)兵營隊官、管帶。辛亥革命后回川，在劉存厚川軍第四師任旅長。后任護國軍第四梯團長、川軍第一混成旅旅長等職。
[24] “Edge of empires”，British Museum Magazine，Spring／Summer 2010，p．52．
[25] 趙心愚、秦和平、王川編：《康區(qū)藏族社會珍稀資料輯要》（上）［Z］，四川出版集團、巴蜀書社，2006年，第264頁。
[26] The Recent Trouble in Tibet by James Huston Edgar，1915-8-9-11．
[27] 張朝鑒：《三鄉(xiāng)一瞥》，《新西康》第1期，趙心愚、秦和平編：《康區(qū)藏族社會歷史調(diào)查資料輯要》，四川民族出版社、四川出版集團，2004年，第417、418頁。
[28] 《張廣建咨文附致達賴、班禪函》（1919年8月16日）［Z］，北洋政府蒙藏院檔案，一○四五／390。
[29] 朱繡（1887—1928），字錦屏，今青海湟源縣人。著有《西藏六十年大事記》《海藏紀行》和《拉薩見聞錄》等。
[30] 《張廣建為派員赴藏事致大總統(tǒng)電（民國九年［1920年］七月一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guān)系檔案史料匯編》（6），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2454—2455頁。
[31] 《張廣建咨文附致達賴、班禪函》（1919年8月16日），北洋政府蒙藏院檔案，一○四五／390。
[32]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6．
[33] 《李仲蓮等為入藏議定停戰(zhàn)和平解決爭端事稟甘肅督軍張廣建轉(zhuǎn)呈大總統(tǒng)函稿（民國九年［1920年］四月八日）》，《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guān)系檔案史料匯編》（6），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1994年，第2453—2454頁。
[34] 周偉洲：《1919—1920年李仲蓮、朱繡等奉命入藏事件論析 》［J］，《西藏民族學(xué)院學(xué)報》（哲學(xué)社會科學(xué)版）2015年第2期。
[35] 同上。
[36] 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M］，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367頁。
[37] IOR，L／P & S／10／716，L．King to Jordan，10 January 1920．
[38] IOR，L／P & S／10／716，Lampson to Foreign Office，7 April 1920．
[39] Charles Bell，Tibet Past & Present，Asian Educational Services，New Delhi & Madras，1992，p．177．
[40] 陳遐齡（1873—1950），字立鶴，號云皋，湖南辰州溆浦人（溆浦縣盧峰鎮(zhèn)人）。民國初年擔(dān)任川邊鎮(zhèn)守使（1917—1923），1923年在四川內(nèi)戰(zhàn)中被劉成勛（即劉禹九）擊敗，后返回湖南家鄉(xiāng)，1950年在鎮(zhèn)反中被殺。
[41] 參見L／P & S／10／716。
[42]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0．
[43]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4．
[44]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5—208．
[45]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p．205．
[46]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1．
[47]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26．
[48] L／P & S／11／204，F(xiàn)ile P 5360／1921．
[49] L／P & S／10／884，F(xiàn)oreign Office to India Office，2 October 1922．
[50] Louis Magrath King，China in Turmoil，Studies in Personality，Heath Cranton Limited，1927．
[51] Eric Teichman，Travels of a Consular，Officer in North-West China，Cambridge at the University Press，1921．
[52]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2．
[53] L／P & S／10／716，King to Jordan，16 January，1920．
[54] L／P & S／10／716，King to Jordan，16 January，1920．
[55] 英國學(xué)者溫蒂·帕蕾絲認為，路易斯·金在英國領(lǐng)事機構(gòu)中從未擔(dān)任過更高的職務(wù)，例如，他從未擔(dān)任過總領(lǐng)事，“很大程度上因為貝爾和英印政府其他官員都希望他們自己人擔(dān)任總領(lǐng)事一職，目的是為了能夠持續(xù)控制英國對藏政策”。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56] Alastair Lamb，Tibet，China & India，1914—1950，A History of Imperial Diplomacy，Roxford Books，1989，p．102．
[57] Wendy Palace，The British Empire and Tibet，1900—1922，Routledge Curzon，2005，p．140．
[58] 馮明珠：《中英西藏交涉與川藏邊情，1774—1925》，中國藏學(xué)出版社，2007年，第354頁
[59] H．E．Richardson，Tibet and Its History，Chapter Ⅷ，Closer ties with Britain 1920—1933，Shambhala，Boston＆London，1984．pp．121—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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